卡爾·普拉格
| Karl Plagge | |
|---|---|
 Plagge in December 1943 | |
| 出生 | 1897年7月10日 德意志帝國達姆施塔特 |
| 逝世 | 1957年6月19日（59歲） 西德達姆施塔特 |
| 紀念建築 | Major-Karl-Plagge barracks, Pfungstadt, Germany |
| 母校 | 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 |
| 職業 | Mechanical engineer |
| 知名於 | 立陶宛猶太人大屠殺 |
| 政黨 | 納粹黨 |
| 配偶 | Anke Madsen |
| 獎項 | 國際義人 |
| 網站 | searchformajorplagge |
| 軍事生涯 | |
| 效命 |  德意志帝國 (1918年為止) 威瑪共和 (1933年為止) 納粹德國 |
| 軍種 |  納粹德國陸軍 |
| 服役年份 | 1939–1945 |
| 軍銜 | Major |
| 統率 | HKP 562勞動集中營 |
| 參與戰爭 |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
| 國際義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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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太教相關教義 |
| 著名的國際義人 |
| 相關人物 |
卡爾·普拉格（德語：Karl Eduard Adolf Theoderich Plagge，1897年7月10日—1957年6月19日），是一名納粹德國軍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立陶宛猶太人大屠殺期間，他利用他在德國軍隊中擔任參謀的職位，通過發放工作許可證來僱傭和保護維爾紐斯猶太人隔離區的猶太人，為此很多猶太人得到了拯救。起初，普拉格僱傭隔離區的猶太人，在1943年9月底，他建立了一個名為「HKP 562 勞動集中營」（簡稱：HKP）。在這個集中營，他以許多男性猶太人所具有的工作技能對德國的戰爭進展至關重要，如果他們的妻子和孩子們能夠生存的話，他們會工作更好為由，向很多人發放了工作許可證。
1944年7月黨衛軍對剩餘的猶太人進行最後清理，但普拉格提前發出了警告，大約有200多猶太人逃過一劫，直到蘇聯軍隊攻占維爾紐斯。戰前有十萬多猶太人生活在維爾紐斯，二戰結束後只有2,000人倖存，其中最大的一個群體得到了普拉格的保護。為此，普拉格獲得了以色列授予的國際義人榮譽。
早年生活
[編輯]普拉格1897年7月10日出生於德國達姆施塔特的一個普魯士家庭，他的祖上多是軍醫出身。普拉格的父親於 1904年去世，他和母親、姐姐一起生活[1]。他後來在路德維希·喬治文理中學[2]這所以古典文學為專業的學校學習，畢業後，普拉格被征入了德意志帝國陸軍。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作為中尉在西線作戰，參加了索姆河戰役、凡爾登戰役和佛蘭德斯戰役。從1917年到1920年，他作為戰俘被關押在英國戰俘營，在關押期間，他患上了小兒麻痹症，左腿因此殘疾。獲釋後，回到德國的普拉格在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學習化學工程，並於1924年畢業。他曾想學習醫學，但由於家庭經濟問題而無法參加所需的長期學習計劃。畢業後，他與安克·馬德森（Anke Madsen）結婚，但由於經濟原因，這對夫婦不得不與母親住在一起。失業後，他在家裡經營着一家製藥實驗室。[3][4]
社會價值觀
[編輯]普拉格最初是一名路德教徒，但由於他在二戰期間目睹了納粹的暴行而失去了對上帝的信仰[5][6]。他在意識形態上是一個民族保守主義者，但於1931年12月1日加入了納粹黨。在戰後的清算納粹審判期間，普拉格承認，他最初被阿道夫·希特勒和納粹黨的許諾所吸引，因為它向德國人民許諾，要從凡爾賽條約後幾年中遭受到的重創中，重建德國經濟和民族自豪感。1931年至1933年間，普拉格擔任當地的黨組織者。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他與黨的領導層發生衝突。根據他後來的證詞，普拉格拒絕接受納粹種族理論，他認為這是不科學的，並對政治反對派的迫害和許多納粹工作人員的腐敗感到厭惡。但他並沒有離開納粹黨，而是試圖從內部進行變革，他後來接受了科學講師和達姆施塔特納粹教育機構領導的職位[7]。由於拒絕教授納粹種族意識形態，他於1935年被免職。一名當地黨內官員指責普拉格與猶太人和共濟會關係良好，在他的家庭實驗室善待猶太人，並反對納粹抵制猶太企業，為此普拉格遭到了要將普拉格訴諸法庭的威脅。但普拉格沒有退縮，並停止了參與納粹黨的活動，他因此對納粹主義不再抱有幻想[6]。
1934 年，普拉格開始在庫爾特·赫斯（Kurt Hesse）經營下的「Hessenwerks」工程公司工作，庫爾特·赫斯的妻子艾麗卡（Erica）有一半猶太人血統。赫斯通過雇用像普拉格這樣的納粹黨員，以希望保護他的事業不受「雅利安化」的排猶風潮干擾[6]。1938 年的水晶之夜之後，普拉格成為赫斯的兒子康拉德的教父[6]。同年，普拉格擔任了」Hessenwerks「的總工程師[8]。
立陶宛服役時期
[編輯]| 系列條目 |
| 納粹大屠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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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開始後，普拉格被征入德國國防軍，並擔任預備役上尉[8]，並同時停止支付納粹黨會費。德國入侵波蘭後，他最初在波蘭服役，在目睹了納粹黨衛軍的暴行之後，他決定今後儘量做與納粹黨衛軍保持距離的非合作活動[6]。1941年，他被任命為一個名為「 Heereskraftfahrpark 562」（簡稱：HKP）工程單位的指揮官，負責維修軍用車輛。德國入侵蘇聯後，「HKP」於1941年7月上旬部署到立陶宛的維爾紐斯，在維爾紐斯，普拉格目睹了納粹黨衛軍對該地區猶太人進行的種族滅絕[5]。
普拉格通過向猶太人頒發工作證書來幫助猶太人，證明他們是必不可少的技術工人，無論他們的實際背景如何。這種工作許可證保護工人、他的妻子和最多他的兩個孩子免受黨衛軍在維爾紐斯猶太人隔離區進行的搜捕，在搜捕中，沒有工作證件的猶太人被抓獲後，會被帶到附近的波納利刑場當場殺害。因為普拉格努力善待他的工人，作為一個工作場所，「HKP」是猶太人嚮往的地方。除了協助猶太人之外，普拉格還努力幫助被迫為德國軍隊工作的波蘭人和蘇聯戰俘[8]。普拉格在他所轄的部隊中說一不二，只要軍車維修工作任務完成，他就繼續與黨衛軍保持獨立，以使他的工人免受黨衛軍的殺害[5]。對那些具有強烈反猶或有暴力傾向的下屬，普拉格調整了他們的工作崗位，使他們不與猶太人接觸，並對工人賴以生存的走私黑市睜一眼閉一眼。1941年秋天，當許多猶太人在「屠殺行動」中被圍捕和槍殺時，普拉格的工廠是維爾紐斯猶太人的第四大雇主，他總共發放了261份工作許可證[5]。
當他的工人在搜捕行動中被捕，在他們被處決之前，普拉格將他們從盧基什科斯監獄中釋放出來。如果只有幾個猶太人被捕，他就會派一個下屬處理。然而，在1941年底，70名猶太工人及其家人被捕，為此普拉格只得親自出面，並向黨衛軍誇大他們對戰爭的重要作用，並使得他們全部獲釋[5]。1942年，為普拉格工作的200名猶太人被逮捕。普拉格與黨衛軍軍官羅爾夫·紐格鮑爾（Rolf Neugebauer）交涉，試圖確保他們獲釋，但沒能成功[8]。1943年，在與黨衛軍談判後，在9月份的對猶太人的清洗期間，普拉格得以使他的工人從7月的394人上升到 1,000 多人[5]。
1943年4 月華沙猶太人隔離區起義和蘇聯游擊隊活動增加之後，尤其是維爾納猶太人區因其廣泛的地下活動以及游擊隊潛伏在城市周圍的叢林中而被視為一種威脅。海因里希·希姆萊決定清理所有猶太人隔離區，不管他們為國防軍的戰爭提供了多少奴役勞動[5][9]。普拉格此時已晉升為少校，獲得黨衛軍的許可，他在維爾紐斯郊區的 Subocz 街為「HKP」建立一個猶太人區（ Juden-KZ）。「HKP」是唯一允許保留猶太工人的國防軍單位。9月1日，大約300名普拉格的工人被黨衛軍押送到克盧加集中營。普拉格前往火車站與負責執行任務的黨衛軍士官布魯諾·基特爾 (Bruno Kittel) 交涉。最初能夠確保他們獲釋，普拉格將猶太人留給了下屬，但基特爾的上級軍官羅爾夫·紐格鮑爾下令將他們押送出境。 普拉格試圖聯繫紐格鮑爾，但無法聯繫上。被帶走的猶太人都被押送到克盧加集中營，普拉格只好命令他的下屬招募其他猶太工人來代替那些被押走的那些人[10][5]。
1943年9月16日，普拉格將他的1,000多名猶太工人及其家人從維爾紐斯猶太人隔離區轉送到位於蘇博茲街37號的新建「HKP」營地，在那裡他們相對安全[6]。普拉格不僅拯救了熟練的男性工人，還拯救了他們的妻子和孩子[5]。不到一周後的9月23日，黨衛軍開始清理維爾紐斯猶太人隔離區，在隔離區的其餘猶太人要麼立即在波納利被處決，要麼被送往納粹占領的歐洲地區的集中營[9]。一些猶太人躲在隔離區的廢墟中；普拉格認為他需要更多的工人，於是將100名被捕的猶太人帶入了HKP。在普拉格的默許下，抵抗運動又偷偷地轉送了100名猶太人，他的工人人數最多時在1944 年初達到了1,250 人。該營地由兩個多層住宅組成，最初是為了安置猶太人領取福利金，周圍環繞着帶刺鐵絲網，並由立陶宛人合作者和黨衛軍看守。大約 60% 的猶太人在汽車修理廠或修理國防軍制服的商店工作。普拉格還為他的其他工人建立了其他行業的工廠，包括養兔場、托兒所和木匠店等，而且聲稱所有工人都對戰爭至關重要。
根據歷史學家金·普里梅爾的說法，在某些情況下，普拉格也不得不配合黨衛軍的清洗行動，否則他與黨衛軍的明顯對抗，其結果會招致他被送交軍事法庭。「HKP」多次向黨衛隊借用卡車和司機，目的是將猶太人運送到波納里執行死刑。1943年11月，一個名叫大衛·扎爾金德的猶太人、他的妻子和孩子試圖逃離集中營，但被蓋世太保抓獲後，他們在營地的院子裡當着其他囚犯的面被處決，據下令殺人的黨衛軍軍官報告說，這是「按照營地領導人普拉格少校的意見」完成的[5]。扎爾金德被處決後，布魯諾·基特爾和黨衛軍士兵處決了36名猶太婦女[6]。1944年3月27日，當普拉格回德國休假時，黨衛軍進行了一次清掃行動，他們進入營地，抓捕了大約250名兒童和年長的猶太人，並將他們帶到波納利處決。普拉格在返回時聲稱如果他在場，他會拯救孩子們，但他是否能做到這一點值得懷疑[8][11]。根據普里梅爾的說法，普拉格對這些殺戮的默許使他「在道德方面......他既是一名合作者」又是一名救援者。然而，普拉格的合作「可以說是一個理性的選擇」，因為與其他國防軍軍人相比，畢竟他在維爾紐斯拯救了許多的猶太人[5]
1944 年夏，蘇聯軍隊逼近了維爾紐斯郊區，德軍於7月初突然決定撤退[5]，集中營將被解散。普拉格被指責對猶太人心太軟，禁止將他的猶太工人帶入他的部隊[6]。猶太人知道將在紅軍到達之前黨衛軍會對他們下手，於是計劃在營地的秘密掩體、牆壁和閣樓的椽子中藏身[12]。然而，他們需要知道營地什麼時候會對他們下手，以便他們能夠實施逃跑或隱藏的計劃。 7月1日，普拉格在黨衛軍在場的情況下，對他的猶太勞工發表了非正式講話：
「現在戰線正在向西逼近，而HKP的任務是總是與前線保持幾英里的範圍……你們這些猶太人工人也會被隨之轉移……因為你們這些高度專業化和經驗豐富的工人對德國軍隊非常重要的，你們將被重新分配到HKP單位......在這次撤離過程中，你們將由黨衛軍護送，你們知道黨衛軍是保護難民的軍隊組織，因此沒有什麼可以擔心的……」
— 根據倖存者威廉·貝格爾 (William Begell) 的回憶[6]
在回答猶太人提出的問題時，普拉格補充說，他們沒有必要帶行李[6][5]。黨衛軍於7月4日來到了集中營，當500名猶太人出現在點名處時，他們被帶到波納利被處決。其餘的要麼試圖逃跑，要麼躲在營地里。大約150或200名猶太人在搜捕中倖存下來，並於7月13日被蘇聯軍隊解放。在維爾紐斯的大約10萬名猶太人中，只有2,000多人在大屠殺中倖存下來，而HKP營地的倖存者成為倖存者最多的群體[13]
戰後
[編輯]離開維爾紐斯的普拉格隨部隊撤回到德國，1945年5月2日他的部隊向美國軍隊投降。由於他很早就加入了納粹黨並領導了一座集中營，在那裡有許多猶太人被屠殺，作為戰後清算納粹的一部分，他於1947年受到了審判。他聘請律師為自己辯護[6]。普拉格和他的前下屬向法庭講述了他為幫助猶太囚徒所做出的努力，普拉格的律師要求將他列為猶太同情者而不是納粹積極分子。法院雖然並沒有完全免除普拉格的罪名，但是也認為他的行為是出於人道主義而不是反納粹主義[5][6]。審判結束後，普拉格在達姆施塔特平靜地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後十年，1957年6月19日因心臟病突發逝世[8]。
追認國際義人
[編輯]
1999年，「HKP」倖存者帕爾·古德（Pearl Good） 與家人前往維爾紐斯。古德的兒子米切爾（Michael） 決定調查普拉格的故事，但他很難找到他，因為倖存者只知道他叫「Major Plagge」，並不知道他的全名或出生地。十四個月後，古德找到了普拉格的國防軍人事檔案。他最終在2005年將他的研究結果發表為《尋找普拉格：拯救猶太人的納粹黨人》[6]。古德組建了一個由研究人員和朋友組成的組織，他稱之為「普拉格成員會」，並與「HKP」的倖存者一起，向猶太人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委員會請願，希望追認普拉格為「國際義人」[6]
2002年，委員會第一次駁回了「普拉格成員會」的請求。在「普拉格成員會」的再三要求下，委員會為此於2004年7月22日再次投票表決，表決結果承認普拉格為「國際義人」[14]。追認儀式於2005年4月11日在耶路撒冷舉行，許多倖存者和「普拉格成員會」的成員們出席了儀式。委員會主任莫迪凱·帕爾迪爾感謝帕爾·古德與家人一起前往維爾紐斯，向世人披露了普拉格在戰爭期間的真實舉動[6]。由於普拉格沒有後代，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校長代表他接受了該獎項[8]。2006年2月，德國普豐施塔特的聯邦國防軍基地名稱由「Frankensteinkaserne」更名為「Karl-Plagge-Kaserne」。 普拉格的半身雕像安置在達姆施塔特他曾就就讀過的母校「路德維希·喬治文理中學」的校園內（右圖）[8]。繼2017年在"HKP"遺址完成考古工作後，一部關於普拉格和集中營的紀錄片《一個良心未泯的納粹》於次年在維爾紐斯首映[15]。
參考文獻
[編輯]- ^ Good 2005, pp. 113–114
- ^ "Pfungstadt: Auch Bundeswehr ehrt Karl Plagge" [The Bundeswehr also honors Karl Plagg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in German). FAZ. 8 February 2006. Retrieved 23 October
- ^ Good 2005, p. 114
- ^ Schoeps 2008, p. 497
- ^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Priemel, Kim C. (2008). "Into the grey zone: Wehrmacht bystanders, German labor market policy and the Holocaust".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10 (3): 389–411. doi:10.1080/14623520802305743. S2CID 144427695
- ^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Good, Michael (2005). The Search For Major Plagge: The Nazi Who Saved Jews. Fordham: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ISBN 0-8232-2440-6
- ^ Good 2005, p. 115
- ^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Schoeps, Karl-Heinz (2008). "Holocaust and Resistance in Vilnius: Rescuers in "Wehrmacht" Uniforms". German Studies Review. 31 (3): 489–512. JSTOR 27668589
- ^ 9.0 9.1 Arad, Yitzhak (1982). Ghetto in Flames: The Struggle and Destruction of the Jews in Vilna in the Holocaust. New York: Holocaust Library. ISBN 9780896040434
- ^ Guzenberg, Irina (2002). The HKP Jewish Labor Camp. Vilnius: Vilna Gaon State Jewish Museum. ISBN 9789955955610
- ^ Good, Michael (2005). The Search For Major Plagge: The Nazi Who Saved Jews. Fordham: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ISBN 0-8232-2440-6.
- ^ Bauman, Paul (23 July 2017). "Major Plagge". Paul Bauman Geophysics. Retrieved 23 October 2018
- ^ Good, Michael (2018). "Moral Courage". The Search for Major Plagge. Retrieved 23 October 2018
- ^ The World Holocaust Remembrance Center. [2023-03-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3-02）.
- ^ "Premiere screening of the film "The Good Nazi" Held in the Museum". Vilna Gaon State Jewish Museum. 13 July 2018. Retrieved 23 October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