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紀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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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世紀危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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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危機最高峰時羅馬帝國一分為三（公元271年） 綠色和黃色分別是高盧帝國和帕米拉帝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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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羅馬帝國[1] | 羅馬割據政權 |
 薩珊波斯帝國日耳曼人 |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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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盧帝國: 帕米拉帝國: |
薩珊波斯: 沙普爾一世 哥德人: 尼瓦 † | |||||||||
三世紀危機（拉丁語：Discrimen tertii saeculi），又稱軍隊無政府狀態[2]或帝國危機，是指羅馬帝國在235年（皇帝亞歷山大·塞維魯被殺）至284年（皇帝戴克里先即位）間受到三項同時發生的危機而衰落甚至接近崩潰的過程。這三個危機分別是：外敵入侵、內戰及經濟崩潰。在這段期間，羅馬帝國的組織、社會、日常生活以至宗教均產生了根本的轉變，因此該危機被視為古典時代前期和後期之間的分水嶺。[3]
經過
[編輯]雖然羅馬帝國在塞普蒂米烏斯·塞維魯統治下走出了五帝之年的亂局，但是塞維魯王朝已經逐漸失去對帝國的掌握。
帝國不得不重金賄賂羅馬軍隊方能保證其忠誠度。塞維魯皇帝提高了軍團士兵的薪資，並屢屢提供不菲的獻金。龐大且日益增加的軍費令塞維魯皇帝的繼任者深陷泥沼。塞維魯的兒子卡拉卡拉謹遵父親的建議，再次提高軍團士兵的薪資並發放各種福利來換取軍隊的忠心。他甚至考慮分裂帝國並由自己和弟弟蓋塔分別治理東西兩部分。但是其母尤利亞·多姆娜以強大的影響力阻止了帝國的分裂。
羅馬帝國不再深入敵國開疆拓土，反而在蠻族的騷擾和內戰的壓力下被迫採取守勢。如此，羅馬帝國再也無法通過劫掠敵國來充實國庫，同時也將羅馬帝國的邊陲地區暴露給國內外掠奪者肆意蹂躪。頻繁的內戰耗盡了羅馬軍隊的兵力，但徵兵就會將壓力轉嫁到帝國的勞動力市場上。羅馬帝國的經濟逐步陷入危機，其因素包括多線作戰，擴軍犒軍，運輸成本增加，號稱麵包和馬戲的愚民政策，收稅效率低下且稅官貪腐嚴重，國家財政混亂，以及賄賂敵國換取和平。羅馬皇帝們的對策則是充公私有財產來填充國庫。
羅馬帝國國內局勢在235年急劇惡化。亞歷山大·塞維魯的注意力集中在應付薩珊王朝的威脅上，任由日耳曼戰線上的軍團在抵抗蠻族騷擾時連吃敗仗。御駕親征的皇帝決定不擴大戰爭而是使用外交手段，向日耳曼人納貢以博取後者休戰。赫羅狄安稱羅馬軍隊渴望更嚴厲地報復進犯的日耳曼人，所以失去了對皇帝的敬重。士兵們暗殺了亞歷山大·塞維魯皇帝，並推舉軍團司令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為帝。
馬克西米努斯是第一個「士兵皇帝」。這些統治者通常沒有任何政治經驗，黨派背景，顯赫身世，或者皇室血統。他們僅僅被手下的軍團黃袍加身而已。由於他們的統治建基於手下兵力和自身將才，他們更像依賴軍隊掌權的軍閥。馬克西米努斯繼續在日耳曼尼亞征戰時始終無法控制整個帝國。同時元老院也不能接受出身草根的皇帝。於是混亂的一年開始了。這一年中六人相繼稱帝又相繼被殺。公元238年戈爾迪安一世和戈爾迪安二世在非洲率眾叛變，並獲得了元老院的支持，但他們的叛變被迅速擊敗了。戈爾迪安二世戰死沙場，戈爾迪安一世則自殺身亡。元老院畏懼馬克西米努斯的報復，擁立了兩位元老普皮恩努斯和巴爾比努斯為帝，戈爾迪安三世作為凱撒。馬克西米努斯在進軍羅馬城時被手下變節的第二帕提亞軍團暗殺，隨後普皮恩努斯和巴爾比努斯也被羅馬禁衛軍殺害。
接下來幾年，無數羅馬將軍為了奪取帝位而自相殘殺，棄帝國防務於不顧。卡爾皮人，哥德人，汪達爾人，阿勒曼尼人等日耳曼蠻族紛紛跨越萊茵河和多瑙河劫掠羅馬土地，在遙遠的東方則有薩珊王朝伺機進攻。氣候變化以及海平面上升等因素打擊了在現代低地國家範圍內的土地上的農業，迫使當地土著部落遷入羅馬帝國境內。禍不單行的是公元251年塞浦路斯大瘟疫爆發，病死者無數，令帝國實力一落千丈。令局勢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公元260年瓦勒良皇帝在和薩珊王朝作戰中戰敗被俘，之後更死在獄中。
公元268年，克勞狄二世皇帝在納伊蘇斯戰役中擊退了因被逐出其在黑海地區原居地，轉而侵略希臘和馬其頓行省的哥德人。史學家認為這場戰役是三世紀危機的轉折點。這場戰役之後，一系列精力充沛的軍人皇帝鞏固了中央的權威。克勞狄二世越戰越勇擊退了阿勒曼尼人，並從高盧帝國手裏收回了西班牙行省。克勞狄二世在公元270年死於瘟疫後曾在納伊蘇斯戰役中擔任騎兵統帥的奧勒良皇帝即位。在270-275年間，奧勒良皇帝帶領帝國熬過了最艱難的幾年，並開始讓帝國恢復元氣。皇帝擊敗了汪達爾人，西哥德人，帕米拉王國，並掃清了高盧帝國的殘餘勢力。帝國到了274年已經重新統一。然而，奧勒良皇帝在275年遇刺，一系列自相殘殺的短命皇帝相繼即位。最後，出身行伍的戴克里先皇帝即位。他終於穩定了局面。
此後，羅馬相對外敵的優勢維持了一個多世紀。然而，無數繁華的都市已然荒廢。帝國西部內的形勢尤其慘澹。這些都市的市民或死於非命，或散落鄉野之間。他們面對連年戰亂後的經濟危機，再也無法聚攏起來重建他們的故鄉。貿易系統的瓦解和大幅貶值的貨幣更令羅馬帝國的經濟一蹶不振。羅馬帝國內的許多都市，包括羅馬城本身，曾經都不需要佈防，但現在這些都市都不得不用深溝高壘將自己保護起來。
羅馬帝國始終面臨一系列核心問題。第一，帝國皇位繼承權從未被界定清楚。這為軍隊，元老院和其他黨派的造王者為了奪權而發動內戰創造了條件。第二，帝國的幅員過於遼闊。早在三個多世紀前的羅馬共和國就已為其所苦，而現在單一統治者仍然無法多線作戰對抗四面八方的入侵者。然而，戴克里先皇帝的新政打破了軍人篡位的惡性循環。他首先和一位同僚共享權力，隨後在293年確立了四帝共治制。史學家認為這昭示着長達58年的三世紀危機的終結。然而，戴克里先退位後內戰仍然此起彼伏，例如他手下的四帝最後便刀兵相向。內戰要到君士坦丁大帝即位才告停止。最後，西羅馬帝國國祚延續到476年，東羅馬帝國則頑強地生存到了1453年。
起因
[編輯]帝位繼承問題與內戰
[編輯]從羅馬元首制形成之初，對帝位的繼承便沒有清晰明確的規定，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羅馬帝國在表面上還維持着共和國的形式。[4]
在元首制實行的早期，皇帝執掌權力要依賴於下列幾個力量來源的結合：元老院發佈公告、大眾的支持和軍隊（尤其是羅馬禁衛軍）的接受。對於想要稱帝的人而言，與前任皇帝有家族上的聯繫是有益的，但這種聯繫並不能與正式規定的繼承順位起同等法律效力。
從儒略-克勞狄王朝(Julio-Claudian dynasty)開始，元老院與軍隊就因帝位繼承人問題而導致雙方關係有時變得緊張。當元老院貴族們的政治影響力逐漸下降，並且有越來越多的將軍在各個省份開展募兵活動的時候雙方的這種緊張關係變得更加糟糕。
當元老院與軍隊在帝位繼承問題未能達成共識的時候，手握重兵的那些將軍往往嘗試奪權並導致內戰的發生。對於這種現象，離三世紀危機最近的例子便是五帝之年——這次事件最終導致了塞普蒂米烏斯·塞維魯(Septimius Severus)的上台。在公元235年塞維魯王朝被推翻後，直到公元三世紀結束，羅馬都被一連串的將軍統治。他們通過頻繁發動內戰來獲得權力，這種掌權的方式使得帝國變得滿目瘡痍。[5]
自然災害
[編輯]羅馬帝國在三世紀首先面臨的自然災害是瘟疫。約公元165至公元180年間流行的安東尼大瘟疫使羅馬帝國的軍隊規模大幅減小，並對羅馬經濟產生了嚴重的衝擊。[6]公元249年至公元262年間流行的塞浦路斯大瘟疫也極大地削弱了羅馬帝國的實力。這場瘟疫還導致了帝國境內一些城市人口數量的大幅度減少，如亞歷山大港就失去了62%的人口。這些瘟疫極大的削弱了羅馬帝國抵禦蠻族入侵的能力，同時還導致了饑荒與耕地拋荒等諸多問題。[7]
羅馬帝國在三世紀面臨的第二個自然災害是天氣與氣候變得更加不穩定。更加極端的天氣導致了農業生產的不穩定，例如更加乾旱的夏季導致的農業減產。由於蠻族也會遭受氣候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他們會試圖向帝國內部生產力水平更高的地中海沿岸地區擴張。這或許正是這一時期蠻族與羅馬帝國在邊境地區產生更多衝突的原因。[8]
外族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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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帝國在內戰、瘟疫和饑荒之後緊接着面對的是蠻族的入侵。一部分蠻族是由於氣候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而進入羅馬疆域的（特別是阿勒曼尼人和法蘭克人），另一部分蠻族是由於被軍事上更加強大的民族，例如薩爾馬提亞人驅趕出他們原本居住的區域而進入羅馬的。最終，伊利里亞諸帝穩定了邊境局勢。然而，蠻族向帝國內部遷徙的人數變得越來越多。在前期，他們受到了帝國的密切監視並受到了帝國同化政策的限制。但後來進入羅馬帝國的部落都同時攜帶了自己的武器裝備，同時僅僅在表面上承認羅馬帝國統治的權威性。[9]
然而，與帝國在東方面臨的威脅相比，自公元三世紀三十年代在多瑙河流域進行的長期防禦性戰爭簡直相形見絀。在帝國的東部，薩珊王朝的野心給帝國帶來了相比於孤立的日耳曼人部落入侵更加嚴重的威脅。[10] 在公元224年至公元226年間消滅了安息帝國之後，波斯國王阿爾達希爾一世想要通過一次又一次的軍事勝利來繼續鞏固自己統治的合法性。他在亞歷山大·塞維魯在位時就已經滲透入羅馬領土，而在公元235年或公元236年的時候，他已經控制了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兩座城市，即尼比西斯（今努賽賓）和卡雷（今哈蘭）。[11]
參考文獻
[編輯]- ^ 主要在亞得里亞海和伊奧尼亞海
- ^ van Sickle, C. E. Particularism in the Roman Empire during the Military Anarchy.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1930, 51 (4): 343–357 [2024-02-13]. JSTOR 289894. doi:10.2307/28989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4-02-26）.
- ^ Brown, P,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London 1971, p. 22.
- ^ Res Publica Restituta? Republic and Princeps in the Early Roman Empire – Armstrong Undergraduate Journal of History. www.armstrong.edu. [2018-10-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11-12） （英語）.
- ^ Freedman, Paul. The Crisis of the Third Century and the Diocletianic Reforms. Yale University. Fall 2011 [2018-10-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12-08）.
- ^ Sabbatani, S.; Fiorino, S. The Antonine Plagu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Empire. Le Infezioni in Medicina: Rivista Periodica di Eziologia, Epidemiologia, Diagnostica, Clinica e Terapia delle Patologie Infettive. December 2009, 17 (4): 261–275. ISSN 1124-9390. PMID 20046111.
- ^ Harper, Kyle. Solving the Mystery of an Ancient Roman Plague. The Atlantic. 2017-11-01 [2018-10-2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1-21） （美國英語）.
- ^ Light, John A. Was the Roman Empire a victim of climate change?. Need to Know. PBS. 26 January 20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10-20） （美國英語）.
- ^ Nigel., Rodgers. Roman Empire. Dodge, Hazel. London: Lorenz Books. 2006. ISBN 978-0754816027. OCLC 62177842.
- ^ Josef Wiesehöfer: Das Reich der Sāsāniden, in Klaus Peter Johne, Udo Hartmann, Thomas Gerhardt, Die Zeit der Soldatenkaiser: Krise und Transformation des Römischen Reiches im 3. Jahrhundert n. Chr. (235–284) 2008, p. 531ff.
- ^ Erich Kettenhofen: Die Eroberung von Nisibis und Karrhai durch die Sāsāniden in der Zeit Kaiser Maximins, AD 235/236. In: Iranica Antiqua 30 (1995), pp. 159–177.
參見
[編輯]
| 前任： 塞維魯王朝 |
三世紀危機 235年 –284年 |
繼任： 四帝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