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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境內的猶太人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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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境內的猶太人大屠殺
最上起順時針：1943年5月，燃燒中的華沙隔都 · 1942年，別動隊槍決來自米佐什隔都（英語：Mizocz Ghetto）的婦女 · 納粹挑選在抵達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後直接送入毒氣室的人員 · 在華沙隔都起義中被捕的猶太人被武裝黨衛隊押送至集合場（英語：Umschlagplatz）（Umschlagplatz） · 1942年，被遣送至海烏姆諾滅絕營的羅茲隔都兒童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波蘭境內發生的猶太人大屠殺事件地圖，其中以黑色方塊中的白色頭骨標示了六座滅絕營：奧斯維辛-比克瑙、貝烏熱茨、海烏姆諾、馬伊達內克、索比布爾與特雷布林卡；偏遠的屠殺地點以無背景的白色頭骨表示，比如布隆納山、博納利、波翁卡（英語：Łuck Ghetto）等。以大衛星標示的是被選擇建造滅絕隔都的波蘭大城市。紅色實線表示德蘇邊界，後來成為1941年巴巴羅薩行動的起點。
概況
時間1939年9月-1945年4月
地點德占波蘭，以及今日的西烏克蘭（英語：The Holocaust in Ukraine）、西白俄羅斯（英語：The Holocaust in Belarus）等地
主要實施者
部隊骷髏總隊、別動隊、秩序警察、特拉夫尼基人、白俄羅斯國土防衛軍（英語：Byelorussian Home Defence）、烏克蘭反抗軍、立陶宛TDA營（英語：Lithuanian TDA Battalions）、立陶宛特別支隊（英語：Ypatingasis būrys）[1][2][3]
受害者300萬波蘭猶太人[4]；學界對300萬波蘭人遇難者是否屬於猶太人大屠殺受害者存在爭議[5]
倖存者5萬-12萬人；[6]一說21萬-23萬人；[7]一說總計35萬人。[8]
武裝抵抗
隔都與集中營起義本津、比亞韋斯托克（英語：Białystok Ghetto Uprising）、比克瑙、琴斯托霍瓦（英語：Częstochowa Ghetto Uprising）、拉赫瓦（英語：Łachwa Ghetto）、盧茨克（英語：Łuck Ghetto）、馬佐夫舍地區明斯克（英語：Mińsk Mazowiecki Ghetto）、米佐什（英語：Mizocz Ghetto）、平斯克（英語：Pińsk Ghetto）、波尼亞托瓦（英語：Poniatowa concentration camp）、索比布爾、索斯諾維耶茨（英語：Sosnowiec Ghetto）、特雷布林卡、華沙、維爾紐斯

波蘭境內的猶太人大屠殺是納粹德國在波蘭占領區內實施的種族滅絕行動，以專門建造的滅絕營為特徵。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第三帝國的猶太人大屠殺奪走了300萬波蘭猶太人的生命，[4]占大屠殺中全部猶太人遇難者的半數。在德國的滅絕行動中，另有多達300萬的波蘭裔受害者，但學者們對於是否將他們同樣歸於猶太人大屠殺受害者仍有爭議。[5] 納粹系統性殺害了超過90%的波蘭猶太人人口，德國建立的滅絕營在其中起到了核心作用。[9]

德國繁複的官僚機構的每個部門都參與了殺戮過程，從內政部、財政部到德國企業與國營鐵路。[10][11]德國公司競標合同，在波蘭總督府和其他地區的集中營中建造焚屍爐。[9][12]

在德國占領期間，即使會讓自己和家人付出最為高昂的代價，仍有許多波蘭人成功地從德國人手中救下了猶太人。 在大屠殺期間救援猶太人的各國援救者中，波蘭籍援救者的人數是最多的。[6][13]以色列已認定了6,992名波蘭國際義人（英語：Polish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14]

只有一小部分波蘭猶太人在德占波蘭境內倖存下來。有一些向東逃出德國人的占領範圍，進入1939年時被蘇聯吞併的波蘭領土，[15]卻和多達100萬人的波蘭非猶太公民一同被發配到西伯利亞強制勞役。[16][17]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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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德蘇占領波蘭、納粹對波蘭民族的罪行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波蘭境內發生的戰爭罪行（英語：War crimes in occupied Poland during World War II）

在波蘭淪陷前，波蘭第二共和國政府就曾經對境內的猶太人進行屠殺和驅逐，而到了1939年入侵波蘭之後，根據《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的秘密議定書，[18]納粹德國和蘇聯將波蘭劃分為各自的占領區。波蘭西部的大片地區被德國吞併。[19]蘇聯試圖欺騙波蘭人，使波蘭人相信紅軍進入波蘭東部是為了共同打擊德國；[20]隨後占領了戰前波蘭約52％的領土。在恐懼的氣氛下，內務人民委員部和紅軍安排了一場做樣子的公投（英語：Elections to the People's Assemblies of Western Ukraine and Western Belarus）(有爭議)，[21][22]蘇聯隨即吞併了整個波蘭前東部領土地區。蘇聯吞併的地區居住著1320至1370萬人，[19][23]包括大量的烏克蘭族和白俄羅斯族，以及130萬猶太人。幾個月之內，東部波蘭猶太人與倖存的波蘭人一起被安置到蘇聯內地深處。約有20-23萬名波蘭猶太人男性、女性和兒童被蘇聯安排離境。[24][25]

隨著1941年6月22日德國軍隊入侵蘇聯占領區，兩國早些時候在莫斯科簽署的互不侵犯條約被撕毀。1941年到1943年間，波蘭全境處於德國的控制之下。[26] 納粹在波蘭中部和東南部建立了半殖民地性質的波蘭總督府，面積占原波蘭領土的39％.[27]

納粹的隔都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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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德占波蘭的猶太人隔都和[[:知識分子行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波蘭有350萬猶太人，[8]主要居住在城市中；猶太人口約占波蘭總人口的10％. 波蘭猶太人歷史博物館的資料庫提供了全國1,926個猶太社區的信息。[28]德國在征服波蘭和1939年屠殺知識分子之後，[29]德國的第一項反猶太措施涉及將猶太人驅逐出第三帝國吞併領土的政策。[30]位於最西部的省份大波蘭和東波美拉尼亞變成了全新的德國帝國大區，即但澤－西普魯士帝國大區與瓦爾特蘭帝國大區，[31]旨在是通過移居者殖民（「生存空間」）實現完全德國化。[32]羅茲市直接附屬於新的Warthegau地區，吸收了大約4萬名自周圍地區驅逐出來的波蘭猶太人。[33]共有20.4萬名猶太人經過羅茲隔都。依照最初的計劃，他們將被驅逐到波蘭總督府；[34][35]然而大規模移除猶太人的最終目的地遲遲不決，直到兩年後最終解決方案啟動為止。[36]

1942年出版的《德占波蘭的猶太人大規模滅絕（英語：The Mass Extermination of Jews in German Occupied Poland）》[37]——波蘭流亡政府向戰時聯合國遞交的出版物

德國占領當局在入侵後立即開始迫害波蘭猶太人，特別是在主要城市地區。在頭一年半的時間裡，納粹僅僅是剝奪猶太人的貴重物品和財產以獲取利潤，[9]將他們趕入臨時的隔都，並迫使他們為公共工程和戰爭經濟從事奴隸勞動（英語：Forced labour under German rule during World War II）。[38]在此期間，德國人命令猶太社區任命猶太人委員會管理隔都，從而「以最嚴格的方式」負責執行命令。[39]大多數隔都都建立在猶太人生活井井有條的城鎮。出於後勤原因，沒有鐵路連接的德占區定居點中的猶太人社區被解散。[40]在一項涉及使用貨運列車的大規模驅逐行動中，全體波蘭猶太人被集中在與現有鐵路走廊相鄰的破敗街區（Jüdischer Wohnbezirk），與其他社區隔離開來。[41]糧食供給完全取決於黨衛隊。[42]最初，猶太人被法律禁止烘焙麵包; [43]納粹以不可持續的方式將猶太人與公眾隔絕。[42]

華沙隔都包含的猶太人比全法國都多；羅茲隔都的猶太人比荷蘭的所有猶太人都多。居住在克拉科夫市的猶太人人數超過了整個義大利，而幾乎每個波蘭中等城鎮的猶太人口都超過了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數目。整個歐洲東南部——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和希臘——的猶太人人數比波蘭總督府最初的四個區還要少。[44]

在飽受戰爭蹂躪的波蘭，猶太人口的萎縮可以按照隔都的存在（英語：Ghettos in Nazi-occupied Europe）劃分為不同階段。在隔都成立之前，[45]猶太人逃避迫害不會涉及法外的死刑處罰。[46]一旦隔都與外界隔絕，飢餓和疾病導致的死亡變得猖獗。走私食品和藥品是唯一的緩解方法，林格布魯姆（英語：Emanuel Ringelblum）稱之為「兩個民族間歷史上最精彩的一頁」。[46]在華沙，隔都消耗的食物中有高達80％是非法帶入的。德國人推出的食品券提供了生存所需卡路里的9％.[47]在1940年11月至1943年5月的兩年半時間裡，約有10萬猶太人在華沙隔都死於飢餓和疾病；1940年5月至1944年8月之間的四年多時間裡，羅茲隔都大約有4萬人死於類似原因。[47]到1941年底，隔都的大多數猶太人沒有任何儲蓄來支付黨衛隊進一步提供的散裝食物的費用。[47]德國當局中的「生產主義者」試圖通過將隔都變成企業來使其自我維持，他們的意見僅在德國襲擊波蘭東部的蘇聯占領區（即巴巴羅薩行動）之後才壓過「消耗主義者」。[48]最主要的隔都通過生產東部前線所需的貨物得到穩定[42]，猶太人口的死亡率開始下降（至少是暫時的）。[48]

大規模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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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別動隊、輔助警察（英語：Schutzmannschaft）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軸心國協作主義（英語：Collaboration with the Axis Powers during World War II）
來自塔爾諾波爾省的猶太人被槍決後面朝下倒在佐洛喬夫附近的一個露天大坑裡。

隨著1941年6月德國襲擊蘇聯，希姆萊召集了一支約11,000人的部隊，首次實施了一項消滅猶太人的計劃。[49]巴巴羅薩行動期間，黨衛隊還從蘇聯國民中招募了協作者輔助警察（英語：collaborationist auxiliary police）。[1][50]當地的輔警（英語：Schutzmannschaft）為德國提供了人力，以及有關本地語言和地方的關鍵知識。[51]在後來所謂的「子彈大屠殺」中，在烏克蘭和立陶宛的輔助人員（英語：Auxiliary Police Battalions）的援助下，德國警察營（Orpo）、安全警察（SiPo）、武裝黨衛隊與特殊別動隊在前線後方執行獨立於軍隊的任務，系統地槍決數萬男女老幼。[52]

波蘭東部地區（原蘇占區）中有超過30個地點發生了屠殺事件，[53]，包括布列斯特、塔爾諾波爾與比亞韋斯托克隔都等地，以及戰前的省會城市盧茨克（英語：Łuck Ghetto）、利沃夫、斯坦尼斯瓦烏夫及維爾紐斯（參見博納利大屠殺）[54]大規模殺戮行動的倖存者被關押在新的用於剝削的隔都，[27]並且在德國當局的心血來潮下因人為饑荒（英語：Hunger Plan）而慢慢餓死。[55]出於衛生考慮，成千上萬因飢餓和虐待而死的人的屍體被埋葬在亂葬坑中。[56]1941年11月起，毒氣車投入使用。[57]截至12月，波蘭東半部和蘇聯最西部的共和國共有439,800名猶太人被殺害。東部反對「猶太人種族」的「毀滅性戰爭」政策已成為各階層德國人的常識。[58]在兩年的時間裡，東部的槍殺受害者總數已增加到61.8萬至80萬猶太人。[59][60]在納粹行刑隊向柏林的報告（英語：Einsatzgruppen reports）中，蘇德邊境後方的所有地區已經實現了「去猶太化（英語：Judenfrei）」。[61]

最終解決方案與隔都清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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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最終解決方案、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在波蘭的集中營（英語：German camps in occupied Poland during World War II）和勞役滅絕（英語：Extermination through labour）
從《波蘭黑皮書（英語：The Black Book of Poland）》中選取的照片。該書由波蘭流亡政府於1942年在倫敦出版。

1942年1月20日，在柏林附近舉行的的萬湖會議期間，波蘭總督府國務秘書約瑟夫·布勒敦促萊因哈德·海德里希儘快開始實施計劃中的「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62]當時瓦爾特蘭的海烏姆諾滅絕營已經以「重新安置」作為幌子，在幾周的時間裡嘗試了以排放廢氣實現工業化殺戮的實驗。[63]被選中的隔都囚犯無一例外地被告知他們要去勞改營，並被要求隨身攜帶行李。[64]許多猶太人相信了納粹「轉移營地」的說辭，因為驅逐也是隔都化過程的一部分。[6]另一方面，自1941年9月以來，盧布林區內（英語：Lublin Reservation）一直在討論通過固定毒氣室實現大規模屠殺的想法。毒氣室是新起草的萊茵哈德行動的先決條件。萊茵哈德行動的領導人由奧迪洛·格洛博奇尼克擔任：他曾下令在貝烏熱茨、索比布爾與特雷布林卡建造滅絕營。[65]在馬伊達內克和奧斯威辛，固定毒氣室的建設工作分別於3月和5月開始，使用齊克隆B的實驗隨即展開。[65]1942年至1944年間是大屠殺最極端的時期，來自波蘭和歐洲其它地方的數百萬猶太人在六座滅絕營中遇害。儘管這些集中營有時被錯誤地稱作「波蘭死亡營」，但萊因哈德行動中的所有集中營從來沒有波蘭警衛。所有殺戮中心都是由納粹分子在嚴格保密下設計和運營的，並得到了烏克蘭特拉夫尼基人的幫助。[66]平民被禁止接近這些殺人設施；如果有平民在集中營鐵路附近被發現，他們往往會被槍殺。[67]

上圖：奧斯威辛I號營入口，大門上的標語為「勞動帶來自由」（Arbeit macht frei）下圖：奧斯維辛真正的滅絕營，位於附近的II號營比克瑙

1942年初春，波蘭總督府開始對境內的所有隔都實施系統清場，此時猶太人唯一的生存機會是逃到「雅利安地帶」。德國人為所謂的「安置列車」實施圍捕；幾乎同一時期，德國的各大工程企業（包括HAHB、[68]埃爾福特的Topf and Sons（英語：Topf and Sons）、以及C.H. Kori GmbH等）為黨衛隊建造了滅絕設施，其建立與圍捕行動直接相關。[69][70][71]

在其他納粹集中營中，來自歐洲各地的囚犯被剝削用於德國的戰爭投入；而德國滅絕營是秘密的萊茵哈德行動的一部分，專門用於迅速消滅波蘭和外國猶太人，在偏遠的地點選址建造。身在柏林的海因里希·希姆萊掌控滅絕計劃，但他將波蘭地區的工作委託給了盧布林保留區（英語：Lublin Reservation）的黨衛隊與警察司令奧迪洛·格洛博奇尼克；滅絕營的德國監督對希姆萊負責。[72]營地選址、設施建設和人員培訓基於一項類似的「種族優生」計劃——T-4行動。該計劃在德國開發，是一項通過非自願安樂死實現大規模屠殺的行動。[73][74]

「重新安置」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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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沒有德意志國鐵路，納粹德國不可能實現如此規模的最終解決方案。[75]對波蘭和外國猶太人的滅絕行動必須依賴鐵路和僻靜的殺戮中心。大屠殺列車加大了滅絕的規模，加快了滅絕所需的時間；此外，貨運列車的封閉性也減少了護衛所需的部隊人數。鐵路運輸使納粹德國人能夠建造和運營更大、更高效的滅絕營，同時向全世界世界——乃至納粹的受害者——公開偽造一項「重新安置」計劃。[10][76]在一次電話交談中，海因里希·希姆萊告知馬丁·鮑曼波蘭的猶太人已被消滅，鮑曼博爾曼在回答時尖叫道：「他們沒有被消滅，只是疏散，疏散，疏散！」[77]

1943年3月克拉科夫隔都遭遇清場。各家各戶步行到普羅克希姆（英語：Prokocim）火車站等待「重新安置」。列車的目的地是奧斯維辛。

萊因哈德行動期間，相當數量的被驅逐者因窒息和口渴在運送途中死亡，具體數量未知；運輸途中沒有提供食物或水。棚車（Güterwagen）只配有簡單的茅廁。一個被柵欄封住的小窗戶提供極少的通風，往往導致多人窒息而死。[78]一位特雷布林卡起義的倖存者證實了一輛這樣的火車自比亞瓦-波德拉斯卡出發。當密封的門打開時，車上總計約6,000名猶太囚犯中有90％因窒息致死。他們的屍體被扔進稱作「傳染病院」（Lazaret）的陰燃萬人坑。[79]數百萬人在德國交通運輸部的指導下，以類似的列車運送到滅絕營，並由IBM的一家子公司（英語：Dehomag）跟蹤，直到1944年12月奧斯威辛-比克瑙集中營綜合體正式關閉為止。[80][81]

死亡工廠只是眾多大規模滅絕方式中的一種。納粹在波蘭東部設有僻靜的殺戮地點：有5萬名猶太人自布熱西奇、別廖扎、亞努夫、科布林、霍洛德茨（波蘭語：Horodec）、安托帕利等隔都（英語：Ghettos in Nazi-occupied Europe）以及東方總督轄區西部邊界上的其它地點運往布隆納山，並在該地的行刑坑中處決；爆炸物被用來加速行刑坑的挖掘過程。[82][83][84]在前沃倫省的羅夫諾郊區的索森斯基（英語：Sosenki）森林中，有超過23,000名猶太人男女老幼被槍殺。[85]在波翁卡村（Górka Połonka）的森林（見地圖），25,000名猶太人被迫脫光衣服，然後躺在其他人的屍體上被成批處決；其中大多數受害者來自盧茨克隔都（英語：Łuck Ghetto）。[86][87]利沃夫隔都囚犯的處決地點安排在亞諾夫斯卡（英語：Janowska concentration camp）附近，有35,000-40,000名猶太人被殺害後埋葬在皮亞斯基（Piaski）峽谷。[88]

秩序警察對占領區的猶太隔都實施了清場，將囚犯裝入屠殺列車，並射殺無法轉移或企圖逃離的人。協同輔助警察（英語：collaborationist auxiliary police）通過在隔都實施大規模屠殺的方式，對猶太人民施加恐怖。[89][90]他們被部署在萊因哈德行動的所有主要殺戮地點​​：施加恐怖是黨衛隊訓練他們的主要目的。[91]來自烏克蘭的特拉夫尼基人部隊在貝烏熱茨、索比布爾、特雷布林卡二號營的猶太人滅絕行動中行動活躍；他們還在華沙（三次參與，見施特魯普報告（英語：Stroop Report））、琴斯托霍瓦、盧布林、利沃夫、拉多姆（英語：Radom Ghetto）、克拉科夫、比亞韋斯托克（兩次）、馬伊達內克、奧斯維辛、特拉夫尼基、[1]沃瑪茨（英語：Łomazy）、緬濟熱茨、武庫夫、拉曾、帕爾切夫、孔斯科沃拉、科馬魯夫卡（英語：Komarówka, Lublin Voivodeship）等地，以及盧布林/馬伊達內克集中營的其餘分區（包括波尼亞托瓦（英語：Poniatowa concentration camp）、克拉希尼克、普瓦維）實施大屠殺。特拉夫尼基人的行動得到了黨衛隊、黨衛隊保安處、刑事警察（英語：Kriminalpolizei）以及秩序警察後備警察營的支援（每支部隊都對數千名猶太人的消滅負責）。[92]猶太人的大規模處決（如在舍布涅的情況）是黨衛隊海德拉格訓練場（英語：SS-Truppenübungsplatz Heidelager）[93]的烏克蘭武裝黨衛隊師士兵常規訓練的一部分。[94][95]在東北部，奧斯卡·迪爾勒萬格（英語：Oskar Dirlewanger）的「偷獵者旅（英語：36th Waffen Grenadier Division of the SS）」在白俄羅斯輔警（英語：Belarusian Auxiliary Police）的幫助下，在殺戮行動中訓練白俄羅斯國土衛隊（英語：Belarusian Home Defence）。[96]截至1945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結束時，已有超過90％的波蘭猶太人喪生。[6]

海烏姆諾滅絕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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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海烏姆諾滅絕營和海烏姆諾審判（英語：Chełmno Trials）
1942年，被押往海烏姆諾滅絕營的猶太人被迫在路上拋棄自己的行李。圖中的猶太人來自羅茲隔都

海烏姆諾滅絕營建於希特勒發動巴巴羅薩行動之後，是納粹建造的第一座滅絕營。該集中營是開發其他滅絕場所的試點項目。納粹先前在索爾達烏以毒氣殺害了1,500名波蘭人，完成了以毒氣處決的相關實驗。[97]海烏姆諾的殺戮方法源於「安樂死」計劃；該計劃中，大量不知情的醫院病人在伯恩堡（英語：Bernburg Euthanasia Centre）、哈達瑪爾（英語：Hadamar Euthanasia Centre）與索能斯坦（英語：Sonnenstein Euthanasia Centre）的氣密淋浴房中被毒氣殺死。[98]距羅茲50公里的海烏姆諾的殺戮場地包括一處類似於索能斯坦的被騰退的莊園，用於脫衣，其後面有卡車裝載坡道。海烏姆諾西北4公里處有一處大型森林空地，被用於大規模埋葬以及一段時間後引入的露天火化。[99]

所有來自瓦爾特蘭帝國大區的去猶太化（英語：Judenfrei）區域的猶太人都被以「重新安置」的名義發配到海烏姆諾。至少有14.5萬名來自羅茲隔都的囚犯在1942年至1944年間的幾次驅逐行動中喪生於海烏姆諾。[100][101]此外，還有2萬名外國猶太人和5,000名羅姆人從德國、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被帶入。[102]所有受害者都被移動式毒氣車（英語：gas van）（Sonderwagen）殺死：車上的排氣管經過重新配置，汽油中添加毒藥。在滅絕營存在的最後階段，屍體被挖掘出來並在1005特別行動（英語：Sonderaktion 1005）期間露天火化了幾周。骨灰與碎骨混合在一起，裝在用床單製成的口袋中，每晚用卡車運倒入附近的瓦爾塔河，從而去除大屠殺的證據。[103][104]

奧斯維辛-比克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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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奧斯維辛集中營
奧斯維辛II號營（比克瑙）關押的囚犯

奧斯威辛集中營是德國納粹建造的最大的滅絕中心，位於克拉科夫以西64公里處。[105]奧斯威辛平均每天處理1.5列大屠殺列車。[77]絕大多數被遣送至奧斯維辛的囚犯在抵達後數小時內便被殺害。[106]集中營於1942年3月安裝了第一個永久性毒氣室。使用齊克隆B為殺人毒劑的猶太人滅絕於7月開始。[107]1943年，納粹在比克瑙建造了四組殺戮裝置，每組裝置包括更衣室、多個毒氣室和工業規模的焚屍爐）。[108]到1943年底，比克瑙這座殺戮工廠已經擁有了四座所謂的「碉堡」，共計十幾個毒氣室；殺戮裝置晝夜不停地運行。[109]經過猶太人站台（Judenrampe）上無情的「選擇過程」之後，每天有多達6,000人被毒氣殺害並火化。[110][111]帝國安全總辦（RSHA）組織的運輸中，只有大約10％的被驅逐者得到登記並分配到比克瑙的營房。[111]

奧斯威辛II號營的滅絕計劃導致130萬至150萬人死亡。[112] 其中超過110萬是來自歐洲各地的猶太人，包括20萬名兒童。[106][113]有40萬名受害者得到了登記，不到奧斯威辛到達總人數的三分之一；這40萬人中有14萬-15萬名非猶太波蘭人、2.3萬名吉普賽人，1.5萬名蘇聯戰俘和2.5萬其他受害者。[112][114]奧斯威辛從德占波蘭得到了大約30萬猶太人，[115]他們是從中轉營和被清場的隔都用貨運列車運來的。[116]向奧斯維辛的運輸從比托姆（英語：Beuthen Ghetto）開始（1942年2月15日）、隨後是奧爾庫什（6月中的三天）、奧特沃茨克（在8月）、沃姆扎（英語：Łomża Ghetto）和切哈努夫（11月），[117]然後是克拉科夫（1943年3月13日）、[118] 索斯諾維茨、本津、棟布羅瓦（1943年6月至8月），[119]以及其他幾十個大都市和城鎮，[28]1944年8月，德占波蘭境內最後一個隔都——羅茲隔都遭到清場，居民同樣被遣送至奧斯維辛。[120]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的毒氣室和焚屍爐於1944年11月25日根據海因里希·希姆萊的命令被炸毀；納粹企圖以這種方式摧毀大規模殺戮的證據。[121]

特雷布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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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特雷布林卡滅絕營
1943年8月2日，特雷布林卡二號營在囚犯起義期間熊熊燃燒。起義中集中營的營房和儲油罐被點燃。 來自弗蘭西舍克·贊別斯基（英語：Franciszek Ząbecki）的秘密照片

特雷布林卡滅絕營專為殺人而設計和建造，是保存至今的三個此類設施之一——另外兩個是貝烏熱茨和索比布爾。[122]所有的這類殺人設施都位於遠離人口中心的樹木繁茂的地區，並通過鐵路支線與波蘭鐵路系統相連。設施中有可調動的黨衛隊工作人員。[123]在鐵軌旁邊有一座鐵路站台，周圍是2.5米高的鐵絲網圍欄。營區中建造了大型營房，用於存放下車的受害者的財物。其中一座營房偽裝成一座火車站，甚至配有假木鐘和標牌，以防止新來的人意識到自己面臨的命運。[124]通向毒氣室的道路被稱作「天堂之路」，用圍欄封鎖，沿途設有收銀台用於收集護照和錢幣，以便「妥善保管」。毒氣室被偽裝成公共淋浴間，背後是用挖掘機挖掘出的埋葬坑。[125]

特雷布林卡滅絕營位於華沙東北部80千米，[126]經過被逐出德國的勞改犯三個月的強制勞動建設後，於1942年7月24日開始運作。[127]從波蘭首都運出猶太人的計劃（「華沙大行動」）的計劃隨即立刻開始。[128][129][130]1942年夏季中的兩個月里，約有25.4萬名華沙隔都囚犯在特雷布林卡被消滅（一說至少有30萬人）。[131]猶太人抵達特雷布林卡後立即被迫脫光衣服；他們隨後以200人為一批關入雙層毒氣室，使用坦克引擎產生的廢氣處決。男人最先被處決，隨後是婦女和兒童。[132][133][134]1942年8月至9月期間，毒氣室以磚塊重建並加以擴建，能夠每天殺死12,000至15,000名受害者，[135]最多可在24小時內處死22,000人。[136]死者最初被埋在大型亂葬坑中，但腐爛屍體的惡臭在十公里以外都能聞到。[137]納粹因此開始在由混凝土柱子和鐵軌組成的露天烤架上焚燒屍體。[138]特雷布林卡運行的一年內在營中遇害的人數從80萬到120萬不等，確切數據不明。[139][140]1943年10月19日，在特雷布林卡囚犯起義後不久，該營地被奧迪洛·格洛博奇尼克關閉，[141]萊茵哈德行動此時已幾乎完成。[139]

貝烏熱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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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貝烏熱茨滅絕營
1942年，貝烏熱茨滅絕營的骷髏總隊

貝烏熱茨滅絕營位於盧布林區（英語：Lublin Reservation）貝烏熱茨火車站附近，於1942年3月17日開始正式運作。滅絕營起初有三座臨時搭建的毒氣室；後來被六座由磚石和灰泥建造的毒氣室取代，使該設施能夠一次處理超過1,000名受害者。[142]至少有434,500名猶太人在貝烏熱茨遇害。然而，由於該滅絕營缺乏可以核實的倖存者，因此它相對較為不出名。[143]死者屍體埋葬在亂葬坑中，由於腐爛而在高溫下膨脹，使得土地開裂；貝烏熱茨於1942年10月引入焚屍坑後解決了這個問題。[144]

武裝黨衛隊的庫爾特·戈爾施泰因（英語：Kurt Gerstein）在大屠殺期間負責從德意志害蟲防治公司（英語：Degesch）供應齊克隆B。[145]他在戰後遞交給盟軍的《戈爾施泰因報告（英語：Gerstein Report）》中寫道，1942年8月17日他在貝烏熱茨目睹了45輛貨車到達滅絕營，車上的6,700名囚犯中有1,450人已經死亡。[146]那列火車上的猶太人來自距離滅絕營不到一百公里的利沃夫隔都。[146][147]貝烏熱茨的最後一批猶太人於1942年12月抵達滅絕營。[148]將挖掘出來的屍體燒毀的過程一直持續到次年3月。[149]其餘500名特別支隊（英語：Sonderkommando）囚犯見證了滅絕過程，拆除了營地，[143]隨後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在附近的索比布爾集中營遭到處決。[150][151]

索比布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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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索比布爾集中營
最高機密的「霍夫勒電報（英語：Höfle Telegram）」，證實1942年至少有101,370名猶太人由大屠殺列車運送至索比布爾集中營

索比布爾集中營被偽裝成離盧布林不遠的鐵路中轉營，於1942年5月開始大規模毒氣處決。[152]與其他滅絕中心一樣，從清場的隔都和過境營地（伊茲比察（英語：Izbica concentration camp）和孔斯科沃拉）經大屠殺列車運來的猶太人會遇到一名穿著醫用外套的黨衛隊隊員。在索比布爾，黨衛隊二級小隊長赫爾曼·米歇爾（Hermann Michel）命令囚犯接受「消毒」。[153]

新來的人被強制分成小組，交出他們的貴重物品，並在一座由院牆包圍的院子裡洗澡；特別支隊的理髮師負責剪掉女人的頭髮。脫掉衣服後，猶太人就被帶到一條狹窄的小路上，進入偽裝成淋浴間的毒氣室。納粹使用從紅軍坦克中取出的汽油發動機產生毒氣，由排氣管釋放出一氧化碳氣體。.[154]受害者的屍體被取出毒氣室，放在露天坑上的鐵架上火化（納粹使用了人體脂肪作為部分燃料）；遺骸被傾倒在七座「骨灰山」上。在索比布爾遇害的波蘭猶太人總數估計至少為17萬人。[155]1943年10月14日，集中營發生了囚犯起義，是僅有的兩起成功的滅絕營猶太特別支隊囚犯起義之一。300人在起義中逃亡，其中大多數被黨衛隊重新抓捕後處決。海因里希·希姆萊隨即下令拆除集中營。[156][157]

盧布林-馬伊達內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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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馬伊達內克集中營
馬伊達內克國立博物館（英語：Majdanek State Museum）展示的焚化爐（英語：Crematorium）

和索比布爾滅絕營一樣，馬伊達內克集中營同樣位於盧布林郊區。集中營在斑疹傷寒疫情（英語：epidemic typhus）期間短暫關閉，於1942年3月為萊茵哈德行動重新開啟。馬伊達內克起初用於儲存從貝烏熱茨、索比布爾和特雷布林卡的受害者身上偷來的貴重物品，[158]後來成為一個大量消滅波蘭東南部猶太人口（如克拉科夫、利沃夫、扎莫希奇、華沙）的滅絕營。1942年末，馬伊達內克集中營中建造了毒氣室。[159]

波蘭猶太人直接在其他囚犯的眾目睽睽之下遭遇毒氣處決，殺戮設施四周沒有任何圍欄。[160]根據一位目擊者的證詞，「為了掩蓋垂死者的哭喊，毒氣室附近開著拖拉機引擎。」死者隨後被帶到火葬場。馬伊達內克的7.9萬名受害者中有5.9萬波蘭猶太人。[161][162]1943年11月初，馬伊達內克舉行了「豐收節行動」，是整個戰爭期間德國單次屠殺猶太人最多的一次行動。[89]行動結束後，集中營只剩下71名猶太人。[163]

武裝抵抗與隔都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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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隔都起義、華沙隔都起義和歐洲德占區的猶太抵抗運動（英語：Jewish resistance in German-occupied Europe）
《施特魯普報告（英語：Stroop Report）》中的一張著名照片（英語：Captured Hehalutz fighters photograph）：在華沙隔都起義期間被黨衛隊抓獲的猶太婦女叛亂分子。

大眾通常錯誤地認為大多數猶太人被動地接受死亡的命運；[164]然而這是徹頭徹尾的謬誤。[165]猶太人對納粹的抵抗不僅包括武裝鬥爭，還包括精神上和文化上的抵抗；儘管隔都中的生活條件極不人道，但猶太人從精神抵抗中獲得了尊嚴。[166][167]儘管長老們擔憂反納粹叛亂會招致對婦女和兒童的大規模報復，但猶太人中仍存在許多形式的抵抗。[168]隨著德國當局開始清理隔都，波蘇1939年邊界兩側的100多個地點出現了武裝抵抗，絕大多數發生在波蘭東部。[169]5座主要城市、45座省級城鎮、5個座要集中營和滅絕營、以及至少18個強迫勞動營中爆發了起義。[170]

早在1942年7月22日，猶太人就在波蘭東部的涅斯維日隔都發動了叛亂。9月3日，拉科瓦隔都（英語：Łachwa Ghetto）爆發起義；米佐什隔都（英語：Mizocz Ghetto）隨後在10月14日爆發起義。1943年1月18日的華沙隔都槍決行動導致二戰中最大規模的猶太人起義在1943年4月19日爆發。6月25日，琴斯托霍瓦隔都爆發起義。1943年8月2日，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的特別支隊（英語：Sonderkommando）裝備偷來的武器襲擊了營地守衛。一天後，本津隔都和索斯諾維茨隔都爆發了起義。8月16日，比亞韋斯托克隔都起義（英語：Białystok Ghetto uprising）爆發。10月14日，索比布爾集中營發生叛亂。1944年10月7日，起義者炸毀了奧斯威辛-比克瑙的一座焚屍爐。[169][170]盧茨克（英語：Łuck Ghetto）、馬佐夫舍地區明斯克（英語：Mińsk Mazowiecki Ghetto）、平斯克（英語：Pińsk Ghetto）、波尼亞托瓦（英語：Poniatowa concentration camp）與維爾紐斯也爆發了類似的抵抗運動。[171]

波蘭人與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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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波蘭國際義人（英語：Polish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猶太人大屠殺期間波蘭人對猶太人的援助和熱戈塔委員會（英語：Żegota）

只有10％的波蘭猶太人在種族滅絕中倖存下來，這一比例是除了立陶宛以外各納粹占領國中最低的。然而，波蘭民族的救援者占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認定的「國際義人」中的大多數。根據古納爾·保羅森（英語：Gunnar S. Paulsson）的說法，被認定的這些波蘭人（超過6,000人）可能「只代表波蘭救援者的冰山一角」。[172]一些猶太人得到了德占波蘭的抵抗運動（英語：Polish resistance movement in World War II）組織熱戈塔委員會（英語：Żegota）的有組織援助，這是波蘭在德國占領的波蘭抵抗的地下組織。[173]

1941年11月10日，漢斯·法郎克將死刑範圍擴大到「以任何方式」援助猶太人的波蘭人，包括「帶他們在家住一晚，或讓他們搭任何類型的便車」，或者「餵養逃跑的猶太人，或賣給他們食物」。[174]該法律在所有主要城市以海報廣而告之。德國人在東部前線上控制的其他地區也發布了類似的規定。[175]超過700多名波蘭國際義人（英語：Polish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稱號是追授的，因為他們早已因幫助或庇護他們的猶太鄰居而被德國人殺害。[176]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認可的波蘭義人中有許多來自首都。古納爾·保羅森在對華沙猶太人的研究中證明，儘管條件更為嚴峻，但華沙的波蘭公民援助和隱藏猶太人的比例與據信「更安全」的西歐德占城市相當。[177]

反猶太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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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的反猶主義根深蒂固，有兩個主要的動機：其一是聲稱猶太人污衊了天主教信仰；其二是所謂的猶太共產主義學說。在20世紀30年代，波蘭的天主教期刊可以和西歐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反猶主義和納粹的傳媒相當。然而，教會的教條禁止暴力行為，而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暴力行為才變得更加普遍。與德國的反猶太主義不同，波蘭的反猶太主義者反對對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或反猶騷亂的主張，而是主張大規模的移民。[178]德國和蘇聯的占領帶來了波蘭反猶主義的突然高潮。波蘭人的看法基於認定共產黨人有著「猶太合作」，以及波蘭民族自身對猶太人的仇恨。勒索猶太人以及向德國當局告發猶太人的「豬油仔（英語：szmalcownik）」也是普通的波蘭人，但他們的行為不在全波蘭民族的共識範圍之內。巴巴羅薩行動之後，波蘭人在1941年的耶德瓦布內反猶騷亂中襲擊並殺害了猶太人，波蘭東部的其他地方也發生了類似事件。1944年至1946年間也有波蘭人毆打和殺害猶太人的事件，其中包括凱爾采反猶騷亂；這一時期類似事件的主要誘因是波蘭人接管的猶太財產的處置問題。[179]

救援與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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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波蘭的傷亡（英語：World War II casualties of Poland）和猶太人大屠殺期間波蘭人對猶太人的援助
華沙隔都的兒童

根據現代標準，絕大多數波蘭猶太人都屬於「顯著的少數民族」，可以通過語言、行為和外表來區分。[180]在1931年的波蘭全國人口普查中，只有12％的猶太人宣稱波蘭語是他們的第一語言，而79％的人將意第緒語列為他們的母語，另有9％的希伯來語母語者。[181]在包括波蘭省會城市在內的許多城市與鄉鎮（英語：shtetl）的勞動力市場中，存在數量龐大且文化不適應的少數群體，[180]，導致了競爭壓力。[182]然而古納爾·保羅森總結道，不能因此而直接得到戰時波蘭人-猶太人關係的相關結論：當猶太人大屠殺開始後，「如果不考慮戰爭行為和納粹的背信棄義，一個躲藏在華沙的猶太人活下來的機會絕不會比藏在荷蘭更差。」[172]

在猶太人區隔都清場期臨近結束時，大量猶太人設法逃到「雅利安」一方，[172]並在波蘭救助者的幫助下生存。納粹占領期間，大多數波蘭人都在為自身的生存而絕望地鬥爭。他們無法阻止德國人消滅猶太人。1939年至1945年間，有近280萬非猶太（英語：gentile）波蘭人死於納粹手中，15萬人因蘇聯鎮壓而死亡；[183]死亡總數占波蘭戰前人口的五分之一。[184]他們的死因是故意的戰爭行為（英語：World War II casualties of Poland）的結果，[185]包括大規模屠殺、集中營監禁、強迫勞動、營養不良、疾病、綁架和驅逐。[186]然而，有許多波蘭人冒著死亡的風險隱藏整個猶太家庭，或以慈悲為由幫助猶太人。[187]如果猶太人被德國人發現，救助他們的波蘭人有時會被這些猶太人告發，招致總督府內一整個援助網的滅頂之災。[188]沙爾斯基-扎伊德勒（Żarski-Zajdler）引用數據稱，與非猶太波蘭人一同藏匿的猶太人人數約為45萬。[187]可能有100萬名非猶太波蘭人幫助過他們的猶太鄰居。[189]歷史學家理察·盧卡斯[6]估計波蘭援助者的數量高達300萬；這一數目與其他作者所引用的估計相似。[190][191][192][193]

1943年，普熱梅希爾的波蘭人因援助猶太人被處以公開絞刑

1942年11月，波蘭流亡政府最先在國際社會上揭示了德國運作的集中營的存在，以及對猶太人的系統性滅絕。[194]種族滅絕是由揚·卡爾斯基（英語：Jan Karski）中尉以及威托德·皮雷茨基上尉向盟軍報告的。皮雷茨基自願被監禁在奧斯威辛集中營以收集情報，隨後為西方撰寫了100多頁的官方報告。[195]

1942年9月，為了拯救猶太人，援助猶太人臨時委員會（英語：Provisional Committee to Aid Jews）（Tymczasowy Komitet Pomocy Żydom）在佐菲亞·科薩科-什丘斯卡（英語：Zofia Kossak-Szczucka）的倡議與波蘭地下國的財政援助下成立。臨時委員會由尤利安·格羅貝爾尼（英語：Julian Grobelny）主持的猶太人援助委員會（英語：Żegota）（Rada Pomocy Żydom，代號「熱戈塔」）取代。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猶太人受到熱戈塔的幫助，但在1943年的某一時期，僅在華沙就有2,500名猶太兒童受到熱戈塔的伊雷娜·森德勒的照顧。自1942年起，熱戈塔獲得了近2900萬茲羅提（超過500萬美元），用於向波蘭數千個猶太家庭提供救濟金。[196]流亡政府還向猶太戰鬥組織和猶太軍事聯盟（英語：ŻZW）等猶太抵抗組織（英語：Jewish resistance during the Holocaust）提供特別援助——包括資金、武器和其他物資。[197]

機會主義與勾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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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軸心國合作主義（英語：Collaboration with the Axis Powers during World War II）
熱戈塔委員會（英語：Żegota）1943年9月發出的警告，向納粹揭發（英語：denunciation）猶太人的告密者將會被處以死刑。

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語：History of Poland (1939–1945)），波蘭從未組建任何納粹勾結者政府。[198]正如彼得羅夫斯基（英語：Tadeusz Piotrowski）指出，「波蘭人中從來沒有出現過吉斯林分子（英語：Quisling）或任何特別的波蘭黨衛隊師。相比之下，幾乎所有其他歐洲國家都為納粹德國提供了這兩種勾結者。」[199]波蘭地下國強烈反對在反猶迫害中的合作，並代表波蘭救國軍軍事法庭威脅稱所有針對他們的線人將會被處死。[200]然而，持續的戰爭暴行（英語：History of Poland (1939–1945)）導致波蘭傳統社會規範和價值觀崩潰。[201][202]有些人背叛了躲藏起來的猶太人，連同保護他們的波蘭人。[203]根據波蘭特別法庭（英語：Special Courts）的叛國罪死刑判決數量，敲詐勒索猶太人的人數約有數千人。.[204]古納爾·保羅森在他的評論中表示，他可能會認定2萬名波蘭人擁有「醜陋的企圖」。[205]大屠殺的證詞證實，當猶太人被困在隔都時，一些猶太人利用了其他猶太人社會經濟地位的內幕信息獲利（參見13號小組）。[201]

約翰·康奈利（英語：John Connelly (historian)）和萊謝克·貢德克（英語：Leszek Gondek）認為，在歐洲和世界歷史的背景下，波蘭的通敵現象是邊緣化的。[198]首次違反道德界限的行為發生在 蘇聯占領時期：1940年-1941年期間，蘇聯將波蘭人家庭大規模向東發配至西伯利亞（英語：Soviet repressions of Polish citizens (1939–1946)），內務人民委員部武裝的猶太民兵（opaskowcy）參與了相關行動。[206][207][208][209]1941年7月10日，在巴巴羅薩行動開始時，300多名耶德瓦布內的猶太人被一群波蘭人活活燒死在一座穀倉里；根據國家記憶研究院最終調查結果，德國的秩序警察當時也在現場。[210]關於耶德瓦布內事件的經過仍然存在爭議；爭論的因素包括部署在比亞里斯托克區（英語：Bezirk Bialystok）的齊辛瑙-施羅特斯堡別動隊（英語：Einsatzkommando）（由黨衛隊二級突擊隊中隊長赫爾曼·沙佩爾（英語：Hermann Schaper）領導）的作用、[211][212]德國納粹的壓力，以及廣泛存在的對猶太人1939年熱烈歡迎紅軍的憎恨。[206][207][208][209]

根據政治家斯特凡·科爾本斯基（英語：Stefan Korboński）的說法，國家武裝部隊（英語：National Armed Forces）（NSZ）的一些成員參與了對親蘇聯地下組織的猶太人成員的處決。[213]歷史學家理察·盧卡斯和塔德烏什·彼得羅夫斯基（英語：Tadeusz Piotrowski）寫道，NSZ向猶太人提供援助，並將他們與波蘭國際義人（英語：Polish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一起列入他們的隊伍。[214]NSZ聖十字旅救出了霍利紹夫集中營的約1,000名囚犯中的280名猶太婦女。NSZ的一名猶太游擊隊員菲力克斯·帕利（Feliks Parry）表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對他們組織的意識形態基礎沒有絲毫概念」而且並不關心，只關注抵抗納粹分子。[215]在戰後的波蘭，共產黨秘密警察（英語：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of Poland）經常折磨NSZ叛亂分子，迫使他們承認殺害了猶太人，以及犯下了其他所謂的罪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46年在盧布林對23名NSZ軍官的審判。即使審訊結束，公安部（英語：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of Poland）對政治犯的折磨並不會停止。如果NSZ被告在法庭上翻供否認「殺害猶太人」，也會遭受肉體折磨。[216]

波蘭民族是否屬於猶太人大屠殺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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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對東歐的長期計劃包括波蘭的種族清洗，據納粹估計該計劃會導致約85％的波蘭人死亡。[217]截至戰爭結束時，該計劃大部分沒有實現。

根據Donald Niewyk和Francis Nicosia的說法，「波蘭人和其他斯拉夫人團體是否屬於猶太人大屠殺受害者」這一問題，取決於是應根據納粹的動機界定大屠殺，還是應根據納粹實現其種族議程的程度來界定大屠殺。採取第一種立場的人認為，納粹在波蘭、烏克蘭、白俄羅斯和蘇聯的暴行是「納粹蔑視'非人'的直接結果」；[5]:49採取第二種立場的人指出，這些人的死亡「比猶太人、吉普賽人和殘疾人（的滅絕）更具選擇性」，並且很難區分「出於種族動機殺害的波蘭人和蘇聯公民，[以及]德國軍事行動直接或間接殺害的兩國公民。」[5]:49Niewyk和Niocosia自身認同第二種立場。[5]:52

波蘭少數民族在猶太人大屠殺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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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猶太人歷史系列的一部分
波蘭猶太人和猶太教史
Star of David Coat of arms
波蘭猶太人歷史
20世紀（英語：History of the Jews in 20th-century Poland）
波蘭國際義人（英語：Polish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
1989年至今（英語：Jewish-Polish history (1989–present)）
波蘭猶太人歷史時間軸（英語：Timeline of Jewish-Polish history）
波蘭猶太人列表（英語：List of Polish Jews）
主條目：德意志裔人、黨衛隊國外德意志民族事務部、德意志裔自衛隊和特勤隊（英語：Sonderdienst）

二戰爆發前的波蘭共和國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其人口的近三分之一來自少數民族：13.9％的烏克蘭人; 10％的猶太人; 3.1％白俄羅斯人; 2.3％的德裔；以及3.4％的捷克人、立陶宛人和俄羅斯人。[218]波蘭1918年重獲獨立之後不久，來自蘇維埃共和國的大約50萬難民在最初的自發逃亡中來到波蘭。難民中以來自烏克蘭的居多（參見柵欄區）——內戰期間烏克蘭發生了多達2,000起反猶騷亂。[219]在1919年11月到1924年6月的第二次移民浪潮中，約有120萬人離開蘇聯領土前往新生的波蘭。據估計約有46萬名難民將波蘭語作為第一語言。[218][220]1933年至1938年間，約有2.5萬名德國猶太人逃離納粹德國前往波蘭尋求庇護。[221]

約有一百萬波蘭公民屬於德裔少數民族。[222]1939年德蘇入侵之後，又有118萬名說德語的人來到波蘭，其中有些來自帝國（英語：Reichsdeutsche），也有些來自東部的幾乎一無所有的德意志裔人。[223]數百名德裔波蘭人加入了納粹的德意志裔自衛隊，以及1940年5月大區長官漢斯·法郎克在克拉科夫成立的特勤隊（英語：Sonderdienst）部隊。[224][225]在逃往波蘭總督府轄區（英語：Gene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的大約3萬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中，有數千人加入了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衝鋒隊（波蘭語：Grupy marszowe OUN），在克拉科夫區（英語：Kraków District）的各個德國基地接受培訓，擔任破壞者、口譯員和民兵。[226][227]

在具有相當數量的德裔和親德少數民族的城市，特勤隊的存在對試圖幫助隔都猶太人的非猶太波蘭人構成了嚴重威脅：伊茲比察（英語：Izbica Ghetto）、盧茨克（英語：Łuck Ghetto）和馬佐夫舍地區明斯克（英語：Mińsk Mazowiecki Ghetto）等地的隔都就屬於這種情況。蘇聯入侵波蘭前東部領土之後，俄羅斯人占領的東部省份產生了特別明顯的反猶太主義態度。波蘭當地人民目睹了蘇聯鎮壓自己同胞，並大規模流放至西伯利亞（英語：Sybirak）[17][206]。蘇聯安全機構執行了迫害波蘭人的行動；此外，一些當地猶太人組成民兵，接管關鍵行政職務，[228]並與內務人民委員部合作。其他人則認為，在復仇的推動下，猶太共產黨人在背叛波蘭族和其他非猶太人的受害者方面表現突出。[209][229]

受德國啟發的屠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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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博納利大屠殺、1941年利沃夫反猶騷亂和斯坦尼斯瓦烏夫隔都大屠殺

波蘭東部占領區發生了多起受德國人啟發的大屠殺事件，本地人民的積極參與其中。這種大屠殺的指導方針是萊因哈德·海德里希制定的：[230]他命令他的軍官在德國軍隊新占領的領土上挑撥反猶太騷亂。[231][232]在戰前波蘭第五大城市，維爾諾省首府維爾諾（今維爾紐斯）的隔都建立前，[233]德國支隊（英語：Einsatzkommando）和立陶宛輔助警察營（英語：Lithuanian Auxiliary Police Battalions）在1941年末的博納利大屠殺期間殺死了21,000多名猶太人。[234]當時，維爾諾只有一小部分講立陶宛語的少數民族，約占該市人口的6％.[235]在烏克蘭武裝分子在東部城市利沃夫犯下的一系列反猶騷亂中，大約6,000名波蘭猶太人在1941年6月30日至7月29日期間在街頭遇害，其中有3,000人被C別動隊逮捕並槍決。[236][237]由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UN）組建的烏克蘭民兵組織（英語：Ukrainian People's Militia）在黨衛隊的讚許下，在波蘭東南部的數十個地點散播恐怖。[238]

1941年利沃夫反猶騷亂期間，在梅多瓦街上（Medova）被暴徒追趕的猶太婦女。

早在塔爾諾波爾省省會的隔都成立之前，國防軍抵達該市兩天後，塔爾諾波爾就有多達2,000名猶太人被殺，[239]其中三分之一被烏克蘭民兵（英語：Ukrainian People's Militia）殺害；[240]部分受害者被斬首。[241]剩下的三分之二受害者由黨衛隊在同一周內槍殺。[240]1941年10月12日，在波蘭前東部領土的另一座省會城市——斯坦尼斯瓦烏夫（現烏克蘭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發生了萊茵哈德行動之前單次屠殺波蘭猶太人數最多的屠殺事件。這次稱作「血腥星期天」的屠殺行動由秩序警察、安全警察與自利沃夫趕來的烏克蘭輔警共同實施；作為刑場的公墓旁邊設有放著伏特加和三明治的野餐桌，供需要在震耳欲聾的槍聲中休息的處決者使用。在夜幕降臨前，有12,000名猶太人被殺害。[242]

白俄羅斯（英語：Belarusian Auxiliary Police）、立陶宛（英語：Lithuanian Auxiliary Police Battalions）與烏克蘭的輔助警察（英語：Schutzmannschaft）（Schuma）共同在波蘭東部地區參與了31起致命的反猶騷亂。[243]從德國人那裡學到的種族滅絕技術——例如先進的平定行動計劃（英語：Pacification actions in German-occupied Poland）、選址和突然的包圍——成為了烏克蘭反抗軍1943年3月開始的瓦萊尼亞與東加利西亞波蘭人與猶太人大屠殺的標誌。這一屠殺行動與由希姆萊下達的「東方總計劃」中的隔都清場行動並行。[244][245]成千上萬逃離驅逐行動並藏匿在森林中的猶太人被班德拉派（英語：Banderites）殺害。[246]

生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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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猶太人在大屠殺開始後真正的生存機會的問題持續引起歷史學家的注意。[172]首先，德國人有意讓逃離隔都變得非常困難，猶太人在驅逐到滅絕營之前幾乎無法逃出隔都。驅逐行動被欺騙性地偽裝成「在東方重新安置」。所有通行證都被取消，重建的牆壁減少了大門數量，警察由黨衛隊隊員取代。一些已經被驅逐到特雷布林卡的受害者被迫向家中寫信報平安。還有約3,000人進入了德國的「波蘭人酒店（英語：Hotel Polski）」陷阱。許多隔都猶太人直到最後才相信正在發生的事情，因為事態實際的結果在當時似乎是不可想像的。[172] 大衛·朗道（英語：David J. Landau）表示，弱勢的猶太領導可能在屠殺中發揮了作用。[247]以色列·古特曼（英語：Israel Gutman）提出了類似觀點，認為波蘭地下國可能襲擊營地並炸毀通往營地的鐵軌。但正如保羅森所指出的，這樣的想法是後見之明的產物。[172]

斯沃尼姆隔都（英語：Słonim Ghetto）最後的滅絕行動期間，隔都爆發了起義，照片中即為起義期間燃燒的隔都。德蘇共同入侵波蘭之前，斯沃尼姆是新格魯代克省的一座縣城。入侵的蘇聯人在恐怖的氣氛下將該市併入了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21]

大屠殺倖存者的確切人數不詳。戰爭開始後不久，可能有多達30萬波蘭猶太人逃到蘇聯占領區，有些估計的數量甚至更高。[248]值得注意的是，逃往東部的猶太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沒有家人的男女。[248]成千上萬人後來在瓦萊尼亞與東加利西亞波蘭人大屠殺、白俄羅斯（英語：The Holocaust in Belarus）和立陶宛猶太人大屠殺（參見博納利大屠殺）中死在烏克蘭反抗軍、立陶宛國家勞動保護旅（英語：Tautinio Darbo Apsaugos Batalionas）（TDA旅）和立陶宛特別支隊（英語：Ypatingasis būrys）手上。[2][3]波蘭總督府中的大多數波蘭猶太人都留在了原地。[172]在大規模驅逐發生之前，人們認為沒有必要離開熟悉的地方。當隔都從外面封鎖時，大多數居民依靠走私的食物活著。約有10萬名猶太人試圖逃離隔都前往「雅利安」一側的秘密地點；並且與普遍的誤解相反，他們被波蘭人出賣的風險非常小。[172]

據估計，大約有35萬波蘭猶太人在大屠殺中倖存下來。[25]其中約有23萬人在蘇聯和蘇聯控制的波蘭領土上倖存下來，其中包括逃離德國占領地區的人們。[25][23]二戰結束後，超過15萬（貝倫特（波蘭語：Grzegorz Berendt））-18萬（恩格爾（英語：David Engel (historian)））波蘭猶太人被遣返或驅逐回新獨立的波蘭，紅軍1940年至1941年間從波蘭前東部領土徵召的年輕人也被遣返。他們的家人大多在大屠殺中喪生。[249]古納爾·保羅森估計有3萬名波蘭猶太人在勞改營中倖存；[172]但根據恩格爾（英語：David Engel (historian)）的說法，僅在德國和奧地利的營地中就有多達7萬-8萬人被解放，而且對於那些不打算返回的人而言，宣布自己的國籍無濟於事。[7]切斯瓦夫·馬達伊奇克（英語：Czesław Madajczyk）估計，多達11萬波蘭猶太人在流離失所者營地。[250]根據隆格里奇的說法，多達5萬名猶太人在森林中倖存（不計算加利西亞）[251]，也有的在史達林組建的親蘇的波蘭「貝林格軍」中重返波蘭。成功藏匿在隔都「雅利安人」一側的猶太人可能高達10萬人（彼得·隆格里奇（英語：Peter Longerich）），[251]儘管由許多人被德國獵兵殺害。[251]戰爭結束後，並非所有倖存者都在波蘭猶太人中央委員會（英語：CKŻP）（CKŻP）登記。數千名所謂的修道院兒童在戰時被非猶太波蘭人和天主教會藏匿起來，戰後仍然留在瑪麗家庭姊妹會（英語：Franciscan Sisters of the Family of Mary）在20多個地方經營的孤兒院，[252]其他天主教修道院也有相似行為。[253][254]

國界變化與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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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波蘭的領土變更（英語：Territorial changes of Poland immediately after World War II）和阿利亞運動

被列為最高機密的1939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鋪平了道路，而西方各國對該條約一無所知。[255][256]1945年5月德國投降後，歐洲的政治地理發生了巨大變化。[6][250]約瑟夫·史達林在德黑蘭會議期間提出了重新繪製了波蘭邊界的要求，並在1945年的雅爾達會議上確認沒有任何商量餘地；盟國根據史達林的要求重新劃定了邊界。[257]波蘭流亡政府被排除在談判之外。[258]波蘭的領土減少了大約20％.[259]截至1946年底，約有180萬波蘭公民被驅逐出境並被強行安置（英語：Polish population transfers (1944–1946)）在新的邊界內。[257][258]在強權措施下，波蘭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同質的民族國家。波蘭的金融體系遭到破壞，國民財富減少了38％.新波蘭人口減少了約33％，知識分子與猶太人一起被大量消滅。[259]

1946年華沙隔都起義紀念日，熱戈塔委員會（英語：Żegota）成員在華沙波蘭劇院（英語：Polish Theatre in Warsaw）聚會。

由於外部強加的領土轉移，波蘭的大屠殺倖存者的具體數量仍有爭議。[250]據官方統計，該國猶太人的數量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生了巨大變化。[260]1946年1月，波蘭猶太人中央委員會（英語：Central Committee of Polish Jews）（CKŻP）登記了來自附近的第一批約8.6萬名倖存者。到了當年夏天結束時，這個數字上升到大約20.5-21萬（註冊人數為24萬，重複登記數量超過3萬）。[261]倖存者包括18萬名由蘇聯控制的領土因遣返協議（英語：Polish population transfers (1944–1946)）而來的猶太人。十年後，史達林主義的迫害結束後，又有3萬名猶太人從蘇聯返回波蘭。[7][261]

歐洲的「阿利亞B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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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在意在鞏固波蘭共產黨掌權的作假公投之後不久，四十名猶太人和兩名波蘭人在凱爾采反猶騷亂中喪生。[262]11名受害者死於刺刀傷口，還有11名因軍用突擊步槍的槍傷喪命（根據IPN的官方調查結果），表明正規部隊直接參與了騷亂。[262]騷亂促使戰時華沙出身的波蘭工人黨將軍馬里安·斯彼哈爾斯基[263]簽署一項法令，允許剩餘的倖存者在沒有西方簽證或波蘭出境許可的情況下離開波蘭。[264][261]波蘭是唯一一個允許猶太人自由開展前往巴勒斯坦託管地的阿利亞運動的東方集團國家；史達林勉為其難地批准了這類行為，試圖削弱英國在中東的影響力。[7][260]越過波蘇新邊界的大多數難民在沒有有效護照的情況下離開波蘭。[261]相比之下，經過雅爾達會議的准許，蘇聯強制將本國猶太人從流離失所營（英語：DP camp）帶回蘇聯，而不顧他們的意願。.[265]

波蘭邊境上的不間斷交通急劇增加。[266][7][267]到1947年春天，只有9萬猶太人仍留在波蘭。[268][269][270]英國要求波蘭（以及其他國家）制止猶太人的外流，但他們的壓力基本上沒有成功。[271]凱爾采教區在公開聲明中譴責了凱爾采的大屠殺。在這封向所有教堂發表的聲明中，教區譴責了反猶騷亂。娜塔莉亞·阿列克遜（波蘭語：Natalia Aleksiun）寫道，聲明「強調最重要的天主教價值觀是對人類同胞的同情，和對人類生命的尊重。它還提到了反猶太暴力的敗壞道德的影響，因為暴行發生在青年和孩子面前。」牧師們在彌撒期間不予置評地閱讀了公開聲明，暗示「反猶騷亂可能實際上是一種政治挑撥。」[272]

1947年至1948年期間，大約7,000名達到服役年齡的猶太男女離開波蘭前往巴勒斯坦託管地。他們是在波蘭接受訓練的哈加拿組織的成員，在下西里西亞的博爾庫夫訓練營由波蘭猶太教官訓練。哈加拿由美猶聯合救濟委員會與波蘭政府達成協議提供資金。訓練計劃一直持續到至1949年初，主要訓練22-25歲的男子，以備在以色列國防軍服役。.[273]加入培訓是離開波蘭的一種便捷方式，因為課程畢業生不受邊境管控，可攜帶未申報的貴重物品，甚至是管制槍械。[263]

大屠殺紀念館和紀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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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沙波蘭猶太人歷史博物館，2013年4月

波蘭有大量的紀念館致力於紀念大屠殺。 1948年4月，華沙的隔都英雄紀念碑（英語：Monument to the Ghetto Heroes）揭幕。主要的博物館包括位於奧斯威辛郊區的奧斯維辛-比克瑙國家博物館（英語：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每年有140萬遊客來訪；還有位於華沙隔都舊址上的波蘭猶太人歷史博物館，介紹了波蘭猶太人的千年歷史。[274][275]自1988年以來，一年一度的名為「生者之旅（英語：March of the Living）」的國際活動於4月的大屠殺紀念日在奧斯維辛-比克瑙舊址舉行，共有超過15萬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參加。[276]

萊因哈德行動的每個滅絕營都建有國家博物館。其中，盧布林的馬伊達內克國家博物館（英語：Majdanek State Museum）早在1946年就被宣布為國家紀念館，其中有完整的二戰時期的毒氣室和火葬場。馬伊達內克博物館的分館包括貝烏熱茨博物館及索比布爾博物館（英語：Sobibór Museum）；以色列和波蘭的考古學家正在索比布爾的博物館進行先進的地球物理研究。[277]新的特雷布林卡博物館於2006年對外開放，後來擴建並成為位於一座原地方政府大樓中的謝德爾采地區博物館的一座分館。（另見謝德爾采隔都（英語：Siedlce Ghetto））。[278][279]內爾河畔海烏姆諾也設有一座小型博物館。

拉的加斯特火車站（英語：Radegast train station）是位於羅茲的一處大屠殺紀念地。[280]

辛德勒工廠目前就展出有關克拉科夫的大屠殺歷史。[281]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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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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