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波耳戰爭
第二次波耳戰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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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耳戰爭的一部分 | |||||||||
一支波耳人突擊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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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戰方 | |||||||||
川斯瓦共和國 奧蘭治自由邦 外國志願軍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索茲伯里侯爵 米爾納子爵 羅伯茲伯爵 雷德弗斯·布勒爵士 基秦拿伯爵 華特·滕布里奇 法蘭索瓦·萊薩爾 |
保羅·克留格爾 路易斯·博塔 斯哈爾克·布格爾 科斯·德·拉·雷伊 皮特·克龍涅被俘 馬蒂納斯·斯泰恩 克里斯蒂安·德韋特 | ||||||||
兵力 | |||||||||
總共: 550,000-600,000人 正規軍: 347,000人 殖民地軍隊: 103,000-153,000人[3] 非洲支援部隊: 100,000人[4] |
總共: 約62,400人 波耳游擊隊: 25,000川斯瓦波耳人 15,000自由邦波耳人 6,000–7,000開普敦波耳人[5] 非洲支援部隊: 10,000人[4] 外國志願軍: 5,400人以上[6] | ||||||||
傷亡與損失 | |||||||||
總共: 99,284人以上 22,092人死亡[註 1] 75,430因傷或疾病回家[8] 22,828人受傷 934人失蹤 |
總共: 30,189人以上 6,189人死亡[註 2] 24,000人被俘[6][8] |
第二次波耳戰爭(英語:Second Boer War;阿非利卡語:Tweede Boereoorlog;1899年10月11日-1902年5月31日),又稱第二次自由戰爭(阿非利卡語:Tweede Vryheidsoorlog)、波耳戰爭(英語:Boer War)、川斯瓦戰爭(英語:Transvaal War)、英波戰爭(英語:Anglo–Boer War;阿非利卡語:Anglo-Boereoorlog)、南非戰爭(英語:South African War),是一場英國與川斯瓦共和國和奧蘭治自由邦之間的戰爭。
戰爭的起因
[編輯]有關波耳人國家的早期歷史參見第一次波耳戰爭。
川斯瓦與英國的關係惡化
[編輯]1884年,探礦專家在川斯瓦共和國的普勒托利亞和法爾河之間的一個偏僻牧場上,發現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維瓦特斯蘭金礦(簡稱蘭德金礦,Rand)。隨後在這座金礦上建立了約翰尼斯堡。來自金礦的利潤和稅收使川斯瓦共和國的經濟得到飛速發展,同時也加劇了與英國的摩擦。
1890年,川斯瓦政府宣布定居在約翰尼斯堡的外國僑民要繳納全額的賦稅,但不得享受參加總統和立法會(Volksraad)選舉的權利,除非在川斯瓦住滿14年並歸化國籍。此外,所有的外僑都不能擔任政府公職,其子女不能上政府資助的學校。這一法律遭到了英國的抗議,因為川斯瓦的外僑大多是英國人。川斯瓦同英屬南非殖民地之間的貿易戰和關稅壁壘、川斯瓦對國內英資礦業公司的高額稅收和經濟限制,是19世紀晚期川斯瓦同英國之間關係緊張惡化的三大主要原因。
詹姆森遠征
[編輯]1895年,約瑟夫·張伯倫成為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礦業巨頭塞西爾·羅得斯就任英屬開普殖民地總理。該年12月28日,羅得斯的好友,南非礦業公司的高級職員詹姆森博士(Dr. Jameson)帶領500名南非公司的警察及幾挺機關槍,企圖遠征川斯瓦,推翻川斯瓦的保羅·克留格爾政權。1896年1月2日,詹姆森武裝在庫格斯多普被南非警察部隊包圍,除134人被擊斃外,其餘的人,包括詹姆森在內全部被俘虜。在約翰尼斯堡準備發動暴亂的「外僑改革委員會」連忙舉事,但也被南非警察鎮壓。詹姆森及其同夥被移交給英國,以「企圖對友邦進行軍事遠征」的罪名判處15個月監禁。約翰尼斯堡「外僑改革委員會」的首領被川斯瓦法庭判處死刑,後來在英國的強烈抗議下,被改為15年監禁,每人罰款兩萬五千英鎊。
詹姆森遠征之後,德皇威廉二世向川斯瓦總統保羅·克留格爾拍發了一封著名的電報,表示祝賀,該電報惡化了英德關係,同時使英國下決心以武力解決與川斯瓦的爭端。
1899年4月,英屬開普殖民地總理阿佛烈·米爾納爵士授意川斯瓦的英國僑民給維多利亞女王寫了一封申冤書,請求她保護英國臣民的利益。該年6月,米爾納和克留格爾在布隆泉就保護外僑權益問題進行了最後一次談判。英方在談判的同時,抓緊時間從海外向南非調遣軍隊。西方世界在1899年發起了同情和聲援波耳共和國的運動。荷蘭和比利時組建了眾多的民間團體,徵募捐款,發表文章,建立基金會,向川斯瓦捐贈戰時流動醫院和醫療設備。來自荷、比、德、法、美、俄、愛爾蘭、義大利以及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的上千名志願者紛紛遠渡重洋來到川斯瓦,準備同波耳人並肩作戰。
1899年9月,克留格爾告訴米爾納,可以考慮把外僑得到川斯瓦公民權的居留期限從14年減少為5年,但是要求英國今後停止對川斯瓦共和國提出宗主權的要求。受國內輿論的影響,英國國會在給克留格爾的答覆中說:「……女王陛下政府認為南非共和國政府的答覆是消極的,或者是非決定性的……女王陛下政府保留對目前形勢予以重新考慮,並採取相應的最後解決手段的權利。」
為了給川斯瓦增加軍事壓力,英國從印度和地中海各自調派了兩千人增援納塔爾殖民地。1899年10月9日,川斯瓦政府向英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英國停止向南非增兵,撤退6月1日以後到達南非的一切軍隊,將一切爭議問題付諸外交仲裁,限48小時答覆。10月10日,張伯倫命令米爾納對南非提出的條件予以拒絕。1899年10月11日下午五點整,川斯瓦共和國和奧蘭治自由邦共和國聯邦議會向英國宣戰,第二次英波戰爭爆發。
第一階段:波耳人的進攻
[編輯]波耳人的戰爭計劃是,在英國援軍到達南非之前,集中優勢兵力,分為兩路,一路向東進攻納塔爾,分割並包圍兩個主要的英軍據點——萊迪史密斯(Ladysmith)和丹地(Dundee),並占領德爾班港,獲得出海口;另外一路向西南,占領西開普鐵路線上英軍主力駐紮的兩個戰略要地——梅富根和金伯利。同時,在開普殖民地煽動波耳人暴亂,牽制英軍兵力,尤其是破壞東西兩條開普鐵路的運輸,阻止增援的英軍利用鐵路向北挺進。此外,為了防備非洲土著趁開戰之機進攻波耳人,由普林斯洛將軍(Antonie Princloo)率重兵駐守遠離前線的象河流域,防備佩迪人的暴動,800-1000人的民團駐守史瓦濟蘭邊境,1000人的民團駐守卡利登河谷的巴蘇陀邊界。
塔拉納山戰役
[編輯]1899年10月12日,由川斯瓦軍隊和奧蘭治武裝部隊組成的波耳聯軍向東開拔。波軍總司令皮埃特·茹貝爾將軍率領主力部隊,從東奧蘭治翻越龍山山脈,進入納塔爾殖民地,直撲納塔爾英軍主力所在地萊迪史密斯。10月20日清晨,追擊的波軍在塔拉納山(Talana Hill)同駐紮在這裡保衛萊迪史密斯外圍防線的一旅英軍發生了戰鬥。波軍指揮官梅厄將軍(Lucas Meyer)利用有利的地勢和晨霧的掩護對英軍發動了突然襲擊。英軍損失465人,波軍損失145人。
另一支波軍由有「西川斯瓦之獅」之稱的德拉瑞將軍指揮,在10月11日進入英屬貝專納蘭境內,切斷了西開普鐵路幹線,從而阻隔了開普地區與羅德西亞間的聯繫。德拉瑞將部隊分為兩路,一路由克龍耶將軍(Piet Cronje)指揮,包圍梅富根,另一路(主要是奧蘭治人)由路易·博塔指揮,包圍了鑽石重鎮金伯利。
第三支波軍渡奧蘭治河南下,吸收了英屬開普殖民地的小股波耳人武裝,在開普東北地區活動,威脅東西開普鐵路線。英軍不得不對奧蘭治河鐵路大橋嚴密防守,提防波耳人的炸橋企圖。西開普鐵路線上最重要的鐵路樞紐站和軍用物資集散地德阿爾(De Aar)也遭到了波耳人的騷擾。為了保護東西開普鐵路的正常通行,英國人不得不把4.7英寸的海軍炮安裝在列車上,在其掩護下慢慢推進,一小段一小段地修復鐵路。
萊迪史密斯會戰
[編輯]1899年10月30日(後來被英軍稱為「悲哀的星期一」),萊迪史密斯的四千英軍在喬治·懷特中將(Sir George White)的指揮下向波軍發動反攻,在尼科爾森峽谷(Nicholson's Nek)同茹貝爾指揮的波軍主力遭遇,英軍戰敗,損失1272人,餘部退回萊迪史密斯,旋即被包圍。由於萊迪史密斯防守嚴密,茹貝爾幾次攻城不克,於是派出斥候部隊深入英軍腹地,前至到埃斯特考特(Estcourt)一線,偵察可以用來進行固守的地點。其餘的主力部隊則在萊迪史密斯周圍紮營休整,等待英軍海外兵團的到來。
10月底,由英國援軍(南非遠征軍)總司令、曾經在愛爾蘭鎮壓過當地起義的雷德弗斯·布勒上將(Sir Redvers Buller)率領的兩萬英國部隊終於到達開普敦。從11月中旬開始,布勒指揮的英軍在東、中、西三條戰線上向波軍發動反攻:梅休因中將(Lord Paul Methuen)在西線解金伯利之圍,弗蘭奇中將在中線進攻奧蘭治自由邦,布勒將軍率領主力部隊在東線解萊迪史密斯之圍。
布勒上將於12月15日清晨在萊迪斯史密斯西南的小車站科倫索(Colenso)對那裡的波軍發動進攻,企圖強渡圖蓋拉河(Tugela River),前往萊迪史密斯。布勒指揮的兵力包括英軍第二、第四、第五、第六旅,共計16000人,此外還有四個輕騎兵團、由殖民地騎兵組成的三個槍騎兵中隊。炮兵則有5個炮兵連,30門大炮,此外還有16門海軍的12磅炮和4.7英寸炮。包括騎兵和炮兵在內,布勒的總兵力為22000人。投入科倫索之戰的波耳軍隊包括來自約翰尼斯堡、海德堡、庫格斯多普、弗賴黑德、烏特勒支等八個地區的民團,奧蘭治自由邦的部隊,還有約翰尼斯堡和史瓦濟蘭的白人警察部隊,共計3500人。此外還有一門120毫米德制克虜伯榴彈炮,1門75毫米克虜伯野戰炮,2門75毫米法制什耐德-克魯索加農炮,1門37毫米馬克西姆速射炮(Pom Pom)。由於波軍事先隱蔽了炮兵陣地,以及英軍統帥的指揮失誤導致兵力分散和戰術死板,英軍在此次戰役中遭到慘重失敗,陣亡1139人,失蹤250人,丟失10門大炮。波耳軍隊僅僅陣亡8人,傷30人。
在萊迪史密斯會戰的同一時期里,英軍在西線的金伯利和中線的斯托姆貝格也遭到失敗,損失2800多人,在英國陸軍史上被稱為「黑暗的一星期」。布勒上將因為兵敗,引咎辭去英國遠征軍總司令的職位。
第二階段:占領川斯瓦
[編輯]1899年12月17日,羅伯茲勳爵(Lord Frederick Roberts)被英國首相索茲伯里勳爵任命為南非遠征軍總司令,基秦拿勳爵為參謀長。由於遭到失利,好戰情緒在英國國民中高漲,索茲伯里內閣「將戰爭進行到底」的政策得到支持。
1900年1月10日,羅伯茲和基欽納抵達開普敦。他們帶來了本土的第七軍、來自澳洲、紐西蘭和加拿大的增援部隊,以及駐印度和錫蘭的三個騎兵分隊。到1900年1月,南非戰場上的英軍增至18萬,3月再增至22—25萬人,居於絕對優勢。此外,還有幾千匹軍馬從英國和澳洲運抵南非,增加了英軍的機動性。
1900年2月,在權衡了戰場局勢之後,羅伯茲改變了戰略,將主攻方向從納塔爾西移到中路兵力較弱的奧蘭治地區,同時改變刻板的正面強攻戰術,採取迂迴夾擊的策略。西線方向,英軍擊敗波軍最兇猛的「黑將軍」皮埃特·克龍耶指揮的民團,於2月16日解放被圍困數月之久的金伯利。東線英軍於2月27日發動攻勢,3月3日在多得雷赫特(Dordrecht)打敗了波耳人,終於得以解萊迪斯史密斯之圍。
消滅了最強悍的克龍耶對其左翼的威脅之後,羅伯茲將主攻兵力轉回奧蘭治,穩步向北挺進。由於吸取了第一階段失敗的教訓,英軍改變了戰術。在遭到波軍伏擊時步兵部隊不再保持隊形,而是就近挖掘戰壕,掩護騎兵對波軍陣地發動衝鋒。在這種戰術下,波軍在白楊樹林(Poplar Grove)、亞伯拉罕牛欄(Abrahams Kraal)等地的阻擊接連失敗。3月10日,英軍第六師和第七師在亞伯拉罕牛欄擊敗了波軍裝備最精良的約翰尼斯堡警察部隊。3月12日,奧蘭治自由邦總統馬蒂烏茲·斯泰恩帶領政府和國會官員逃出首都布隆泉,逃往北方的克龍斯塔德(Kroonstad)。3月13日下午,英軍開入布隆泉。3月中下旬,英軍部隊傷寒流行,羅伯茲不得不下令就地休整,英軍的攻勢被迫中斷。3月26日,波軍總司令茹貝爾在柳樹農莊(Willow Grange)之戰中再次墜馬重傷,次日宣告不治。根據他的遺願,擅長游擊戰的路易·博塔繼任波耳野戰部隊總司令。
1900年4月底,又有一大批英國援軍開到南非。經過兵力調整,在主攻方向上,羅伯茲有八個步兵師(第3、6、7、8、9、10、11師、殖民地師)和第12騎兵師。英軍在5月初重新發動進攻。5月12日,羅伯茲的大軍攻克奧蘭治自由邦的新首都克龍斯塔德。由於接連遭到失敗,波耳人的士氣一落千丈。在羅伯茲的寬大許諾下,許多在英軍後方活動的民團團員紛紛向英國人投降,交出武器,然後返回自己的農場。到5月中旬,仍在戰鬥的波耳人只剩下了兩萬多人。
1900年5月24日,米爾納勳爵在布隆泉宣布英國兼併奧蘭治自由邦。吞併奧蘭治之後,英軍加緊向川斯瓦進攻。5月29日,弗蘭奇將軍指揮澳洲騎兵部隊,在約翰尼斯堡南郊的克利普河擊敗了最後一支防禦部隊。5月30日,克留格爾總統乘坐火車離開首都普勒托利亞。5月31日,羅伯茲進入約翰尼斯堡,6月5日清晨開進普勒托利亞。
1900年9月1日,羅伯茲宣布英國兼併川斯瓦,並宣稱戰爭結束。9月11日,克留格爾總統得到流亡的川斯瓦政府授權,抵達葡屬莫三比克首府洛倫索馬貴斯,10月19日,克留格爾乘坐荷蘭女王威廉明娜派來的巡洋艦格爾德蘭號(De Gelderland)前往歐洲求援。
第三階段:游擊戰
[編輯]攻占普勒托利亞之後,羅伯茲的4萬部隊在原地休整。但英軍從開普敦到普勒托利亞的漫長補給線受到了仍在抵抗的波耳人的襲擊。此時川斯瓦和奧蘭治的主要城市和鐵路線已經被全部占領,波軍開始轉入游擊戰。在約翰尼斯堡和普勒托利亞兩地,英軍還挫敗了多起波耳人的暴動企圖。
羅伯茲將軍於1900年11月29日離開普勒托利亞,回國接任英軍總司令的職務。他將南非軍隊的指揮權交給基欽納勳爵,伊安·漢米頓勳爵(Lord Ian Hamilton)接任參謀長。
退出城市的波耳軍隊此時已經化整為零,組成多股游擊隊。波耳人的游擊隊在德韋特、德拉瑞、博塔、揚·史末資和詹姆士·赫佐格(James Hertzog)等人的領導下,發揮野戰騎射之長,襲擊英軍交通線,掠取英軍給養,殲滅小股英軍。1900年12月至1901年4月,波耳游擊隊在博塔和德韋特的指揮下深入英屬開普殖民地作戰。1901年4月到9月的冬季戰役中,波軍游擊隊對川斯瓦和奧蘭治的英軍發動多次偷襲,並屢屢得手,俘獲大量軍火、給養和大炮。1901年9月至1902年5月,史末資和赫佐格再次進入開普殖民地。他們率領5000名騎兵,分成若干小股游擊隊,奔襲千里,深入英軍大後方,一直推進到大西洋沿岸和開普敦近郊,迫使英國在開普地區宣布戒嚴。
為了早日結束戰爭,從1901年3月開始,基欽納採取碉堡戰術、焦土政策和設置集中營來對付波耳人的游擊隊。在波耳游擊隊活動的地區,英軍架設鐵絲網,將波耳共和國分割成若干綏靖區域,進行分區掃蕩。鐵絲網的總長度達6000公里。綏靖區內每隔1至2公里設一座木板碉堡,派士兵駐守,凡是有人走近碉堡射程,一律射殺。共設置了八千多座碉堡。在這些綏靖地區內,凡發現波耳農場主幫助游擊隊,則周圍10英里內的農場、房舍一律燒毀。此外,基欽納還一改以往對戰俘的寬大政策,投降、被俘的游擊隊成員,以及參加過游擊隊的成年男性公民,一律流放到遙遠的印度、錫蘭和百慕達戰俘營。在開普殖民地和納塔爾殖民地,凡有響應「拿起武器」的號召的荷裔英國公民,一旦被俘皆判處死刑。
集中營
[編輯]為了徹底消滅游擊隊的活動基礎,基欽納下令先後將13.6萬名波耳人婦女,兒童和老人以及8萬多黑人僕役統統從被焚毀的農場上抓走,用敞蓬貨車或牛車運到一起,關進集中營。
南非的集中營首創於1900年9月,起初是收容那些家園被焚毀的波耳軍人家屬的難民營,基欽納在1901年將其改造為關押所有波耳平民的集中營。南非境內的集中營有50多座,分布在開普、川斯瓦、奧蘭治和納塔爾的鐵路線兩側,以及約翰尼斯堡、布隆泉、德爾班等大城市近郊。集中營內實行嚴格而苛刻的配給制度。每人每天0.75磅澱粉(約340克,可能是玉米粉、麵粉、白米或馬鈴薯),一盎司咖啡(約28.35克),兩盎司砂糖,半盎司食鹽,每周一磅肉(若是游擊隊親屬,就算是婦女、兒童亦不給肉[9])。嬰兒和六歲以下的兒童每天可以領到四分之一夸脫的牛奶。黑人集中營的情況更糟,但是他們可以得到黑人親友的接濟,也可以在宣誓效忠英國後被釋放。集中營的四周環繞鐵絲網,凡有試圖翻越逃跑者一律射殺。集中營內人口密度極高,營養不良,帳篷、毯子、衣服和藥物奇缺,瘟疫流行,死亡率極高,奧蘭治地區白人集中營的死亡率在1901年10月曾高達40.1%。
集中營的高死亡率嚴重動搖了波耳人的士氣,同時也使英國人的形象在全世界面前一落千丈。英國婦女艾蜜莉·霍布豪斯為集中營的狀況所震驚,向國內提交了一份長達15頁的報告,描述了集中營內的慘狀。霍布豪斯小姐被英國政府宣布為「祖國的敵人」,立即逮捕並驅逐出境。但是她回歐洲後堅持鬥爭,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在野的自由黨以青年的威爾斯民族主義者大衛·勞合-喬治為首,猛烈抨擊保守黨和陸軍的野蠻政策。瑞士、德國、荷蘭、法國、美國派出了視察人員,歐美各國向集中營內的平民捐贈了大量物資。在國際和國內輿論的強大壓力下,英國國會不得不派出調查團前往南非。在對基欽納和集中營官員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後,集中營的配給和醫療條件方得以改善,死亡率迅速跌落到2%。
整個波耳戰爭期間,死在集中營內的波耳平民共有27927人,其中包括1676名老人,4177名婦女和22074名兒童。
停戰
[編輯]波耳戰爭曠日持久,雙方精疲力盡,歐洲各國對英國的抨擊和指責也日益激烈。1901年2月,基欽納已經開始和路易·博塔進行秘密談判。
到1902年5月為止,英軍已經在南非靡耗兩億兩千萬英鎊軍費,戰死兩萬一千多人。波耳人的作戰能力也在迅速下降,兵力從最高時期的88000人減少到22000人,由於得不到補給,民團士兵營養不良、衣衫襤褸,士氣沮喪。他們的糧秣彈藥已經耗盡,只能依賴戰利品為生。
1902年,英波雙方開始正式舉行和談。談判的關鍵,一是波耳人的獨立問題,二是對待非洲人問題(核心是非洲人的選舉權)。關於第二個問題,英國犧牲非洲人的利益,向波耳人靠攏,較快就同波耳人取得了一致意見。1901年3月7日,在由基欽納公布的米德爾堡建議中,宣布川斯瓦和奧蘭治殖民地中的非洲人在未建立代議制政府之前沒有選舉權;即使將來給予他們選舉權,也應加以限制,以保證白種人享有公正的絕對優勢。這實際上就是排除非洲人在上述兩地享有選舉權。關於第一個問題,雙方長期相持不下。英國進行這場戰爭的目的就是要兼併波耳共和國,因此寸步不讓,先後五次堅決拒絕奧蘭治總統斯泰恩提出的維持獨立的要求。波耳人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要求掌握獨自製訂和執行對土著的政策的權力。
1902年5月15日,代表兩個波耳共和國、三十二個地方民團和165個游擊隊的波耳人代表在弗里尼欣(Vereeniging)開會,討論和戰前途。5月27日,米爾納勳爵來到弗里尼欣,同波耳人代表史末資將軍舉行會晤。
在會晤中,米爾納提出了十二條和談條件。其內容為:
- 波耳野戰部隊和武裝公民放下武器,繳出其所有或所控制的全部槍炮及戰爭物資,終止對愛德華七世國王陛下政府繼續進行任何抵抗的企圖,並承認國王陛下為其合法主權者;
- 宣誓效忠英王的波耳戰俘將立即得到釋放;
- 保證波耳人的人身自由和財產不受侵犯;
- 除某些違反戰爭慣例的行為外,實行普遍大赦;
- 英語為官方語言,但是在學校和法院中可以使用南非荷蘭語;
- 波耳人准許保留槍枝用於自衛,但須申請執照;
- 儘快用民政管理代替川斯瓦和奧蘭治的軍事管制;
- 條件成熟時在南非建立代議制自治制度;
- 任何為支付戰爭費用徵收的捐稅都不強加在新征服的兩個地區;
- 英國協助波耳人重建農場;
- 向受損失的農場主和波耳公民提供三百萬英鎊的賠償;
- 剝奪波耳軍隊主要指揮者的公民權,但是不判處他們死刑。
5月30日,60名波耳代表就是否放棄維持獨立舉行投票,結果以54票對6票決定接受和約中最關鍵的第一條內容。5月31日,英波雙方在弗里尼欣正式簽訂和約。持續31個月的英波戰爭宣告結束。
在第二次波耳戰爭中,英國先後動員了45萬軍隊(英國官方統計數字為448435人),其中25.6萬為英國正規軍,10.9萬為英國志願軍,5.3萬為南非英國殖民地軍隊,3.1萬來自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英國通過海路運到南非的軍隊前後共計38萬,此外還運送了35萬匹馬、10萬匹騾子,134萬噸軍事裝備和其他物資,先後動用了1027艘艦船。參加戰爭的英國、澳洲、紐西蘭和加拿大部隊共有1072名軍官和20870名士兵陣亡。
波耳人方面,參加戰鬥的前後共計8.8萬人(南非官方統計數字為87365人),其中川斯瓦人4.3萬,奧蘭治人3萬,這兩個國家全部人口不過44萬,所以是幾乎全部男性青壯年都上陣作戰;此外,還有1.3萬開普殖民地的波耳人,以及兩千名外國志願者。到締結和約時,參戰的波耳人共有3700人陣亡,3.1萬人被俘虜,2萬人繳械投降,1萬多人流亡到德屬西南非的納米比亞和葡屬莫三比克。
戰爭的影響
[編輯]對南非荷蘭人的影響
[編輯]隨著獨立的川斯瓦和奧蘭治國家滅亡,南非波耳人全部淪為英國的臣民。經過這次戰爭,波耳人之間的民族凝聚力進一步加強。居住在南非四個殖民地的波耳人已有60萬人。他們具有相同的文化、宗教和語言,英波戰爭大大促進其民族認同的心理狀態的形成,經歷了長期演化和認同過程之後終於形成為一個民族,即阿非利卡人。
儘管英國成立了南非聯邦,並給予南非荷蘭人以平等的政治地位,但是第二次英波戰爭造成的民族隔閡是影響深遠的。雖然一部分上層南非荷蘭人如博塔、史末資致力於同英國人的和解,以及兩個白人民族之間對黑人和有色人種的合作統治,可是大多數中下階層的南非荷蘭人對集中營記憶猶新,不少人的親屬死在那裡,因此對英國人始終懷有深刻的敵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部分南非荷蘭人發動了親德反英的武裝暴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些南非荷蘭人組成了一個極端政治組織,取名為奧瑟瓦·布蘭德威格(Ossewa Brandwag),反對南非同英國結盟。
對英國的影響
[編輯]在波耳戰爭之後,英國將南部非洲的殖民地連成一片,控制了通向非洲腹地大湖區的走廊。好望角地區以廣袤的南非內地為依託,成為英屬海外帝國最重要的前哨基地之一。經濟方面,隨著世界上最大的蘭德金礦被英國把持,英國得以控制全球經濟命脈。來自南非的黃金使得倫敦迅速成為全球金融業和黃金交易的中心。
但是,第二次波耳戰爭也標誌著英國的海外擴張史的終結。英國政治家發覺由於近代化戰爭代價高昂,同時保衛大英帝國海外領地和英國本土的做法,在經濟上和戰略上都是不可行的。因此英國不應當再保持孤立政策。波耳戰爭結束之後,英國便開始了全球範圍內的戰略收縮,將部分海外勢力範圍轉託給加、澳、紐等白人自治領,英國本身的戰略重點則轉回歐洲。
對戰爭理論的影響
[編輯]除了對參戰國的直接影響外,波耳戰爭對現代軍事理論和裝備技術的發展也影響深遠。在這場戰爭中,許多重要的近現代作戰理論初露端倪,或者首次發揮出其重要作用。在波耳戰爭中,德國總參謀部向川斯瓦和奧蘭治派出了軍事顧問,瑞士、荷蘭、法國等國也派出軍事觀察員前往南非。面對英軍藉助鐵路進行的大規模快速兵團調動,以及占壓倒優勢的大兵團正面作戰,德國總參謀部加深了對「總體戰」學說的信賴。而瑞士(以及後來的以色列)則根據波耳人「全民皆兵」的軍事思想,建立了自己獨具一格的國防體系。
在作戰理論方面,波耳戰爭再次提出了關於「全民戰爭」的理論:每個符合服役條件的平民都是待徵召的戰士,平時在農場和城鎮中從事自己的營生,並在一年中的某段時間裡接受短期的軍事訓練,戰爭爆發後則迅速按地區集結報到,組成民團參戰。對於人口和資源相對貧乏的小國來說,由於平時軍隊不事生產,軍費糜耗甚高,不可能經常保持一支擁有一定規模的常備軍,所以採取全民動員、平戰結合、兵民結合的政策,可以解決一定的困難。
文字註釋
[編輯]參考文獻
[編輯]- ^ The Rhodesia Regiment, drawing most of its personnel from the Southern Rhodesia Volunteers, served in the war, contributing around 1,000 men. See Keppel-Jones, Arthur. Rhodes and Rhodesia: The White Conquest of Zimbabwe, 1884–1902. Montreal, Quebec and Kingston, Ontario: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590–599. ISBN 978-0-7735-0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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